车队行至半路。
瓦列里望向人群，忽然轻轻地碰了一下司机的椅背，轿车依言停下。
就在所有人还没反应过来时，他推开车门走了下去，安保组长瞪圆了眼睛，几乎是瞬间抢步到他背后，张开双臂拼命避免冲撞。
瓦列里没有走远，他就站在车旁，朝人群边缘一个穿灰外套的四十多岁，头发略显花白的女人走过去。
那个女人拉着一个长相漂亮，穿着简朴的小女孩，似乎是因为周围人实在是太多了，小女孩被周围山呼海啸的呼声吓的紧紧靠在自己的母亲身边。
那个女人发现瓦列里朝自己走来时整个人往后僵了一下，然后慌乱地低头去擦自己的衣襟，婴儿车上挂着一个褪色的布偶，脚边的布兜子里还插着没卖完的几把报纸包好的干花枝。
瓦列里走到她面前，弯腰看了看躲在她身边的小女孩，伸手轻轻摸了摸孩子的额头。
小女孩没有害怕，她睁着泪汪汪的大眼睛呆呆地看着眼前这张温和且熟悉面孔，露出一抹笑容
瓦列里直起腰，从军服口袋里摸出一个小东西，一颗包着玻璃纸的巧克力，冬妮娅早上塞给他的最后一颗。
他放小女孩儿手里。
“谢谢……瓦列里哥哥。”
“不用谢。”又摸了摸小女孩的脑袋，瓦列里站起身。
“您丈夫安东尼奥同志是个英雄，同志。。”瓦列里看着这位妇女轻声说道。
四十多岁的女人闻言眼睛顿时就红了:“谢谢你…谢谢你，瓦列里同志……我丈夫若是听见您这么说，他一定会非常开心的。”
“不用谢……他是一个勇敢的战士，有什么困难记得联系我。”
“嗯。”
然后他转身与一个在人墙外踮脚踮了半天的士兵握了握手。
士兵左臂还缠着绷带，敬礼时绷带边缘蹭过鬓角，他的嘴唇抖了抖，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把瓦列里的手用力地握了一下。
瓦列里扶住他的肩膀拍了拍，然后转身重新坐进车里，那个士兵在人缝里把手举在齐眉高度，保持着敬礼的姿势，一直到车队的最后一辆吉普开过去才放下。
敞篷车重新启动，缓缓驶出人群的包围。
瓦列里坐回座位上，挥手向人群告别。后排的车队依次跟上，摩托车护卫重新排列成两列队形。
车队终于抵达莫斯科郊外的军用机场。
机场外围的铁丝网早就被内务部的哨兵围了一圈，整个机场在几个小时之前就已经进入最高等级警戒状态。
通向停机坪的大门口架着沙袋工事，几个探照灯虽然暂时关着，但灯颈全都对准了跑道延伸方向，机枪掩体的射击孔背后有钢盔在缓慢移动。一个拎着灰铁桶的勤务兵在沙袋后面探头望了一眼，就被他身后的军士拽回掩体里，桶底磕在沙袋上溅出几滴刷膛用的煤油。
瓦列里的敞篷车直接开进了停机坪。
在停机坪边上，斯大林亲自安排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组早已架好了摄影机，阳光照在摄影机镜头上的反光一闪一闪的。
摄制组设在露天的一个临时平台上，机位上方还拉了一张伪装网用以减弱阳光反光，摄影助理正蹲在胶卷盒旁边把新拆封的片盒往暗袋里塞。
机位旁的遮光板被风吹得往旁边一偏，摄影指导立刻用后背挡住风，把遮光板重新固定好，嘴里还含着一截被太阳晒软了的胶片接头。《红星报》的随行记者也早就蹲守在机场跑道的指定拍摄点，手里捧着速记本。
那个记者是个戴眼镜的年轻中尉，他在调试闪光灯时没有注意到身后摄影轨道上的电缆，正往后倒步时被绊了一下，差点撞翻三角架，幸亏摄影指导拿肩膀顶住了三脚架的腿。
他手忙脚乱地爬起来，一边擦镜头一边压低嗓子骂自己“笨蛋”。
瓦列里下了车，整理了一下军服的领口和肩带，不紧不慢的走到停机坪中央。他没有带演讲稿，也没有让任何人递给他纸条。
身后跑道上一架涂着夏季伪装色的运输机已经发动了引擎，螺旋桨转速还没升到最高，但桨叶旋转时卷起的风已经把他的军服下摆吹得轻轻摆动。
几架护航的雅克战斗机在跑道另一端的停机区排成一列，其中最靠近跑道口的那架座舱盖已经向前推开，地勤组长正俯身在机翼上跟飞行员核对最后一遍航路检查单。
记者们立刻围了上来，摄影机的胶片卷轴开始转动，发出轻微的嗡嗡声。
瓦列里面对着镜头，表情平静而沉稳，用了好一阵子扫视停机坪周围每一个准备登机的士兵的面孔，然后开口，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地传进了录音设备里。
“1939年的苏芬战争，是苏联陆军在历史上的一场血泪教训，那一年，在芬兰的冰天雪地里，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许多英勇的红军战士永远长眠在了异国的冻土上，没能回家，这份记忆，至今仍然刻在我的脑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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