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十九日，莫斯科。
天还没亮，莫斯科市区通往郊外机场的几条主要街道上就已经开始有人聚集了。
最早来的是几个住在附近的退休老工人，他们穿着洗得发白的外套，胸前别着几枚旧勋章，手里攥着折叠小凳，不紧不慢地在街道两侧占好了位置。
其中一个年纪最大的 缺了左臂的老人把凳子往路灯杆旁边一放，坐上去从怀里掏出一张折叠了好几次的《红星报》。
报上印着前一天的新闻，苏联最高统帅部副总参谋长瓦列里·米哈伊洛维奇·索科洛夫同志将于明日启程，前往列宁格勒方向视察前线部队。
他的手指点着这几个字，把它一行一行地指给旁边的老伙计看，嘴里念叨着前天自家小孙子在学校里编的瓦列里哥哥用石子打落敌机的课文，想到这里无奈的笑了笑。
把报纸给自己的老伙计们看完后，他仔细折回原样塞进内口袋，又用那只剩关节的手按了按胸口，仿佛那不是报纸，是一枚勋章。
太阳升起来的时候，街道两旁的人行道上已经站满了人。
工人，学生，机关职员，家庭妇女，从前线退下来的伤兵，一波接一波地汇集过来，越聚越密，人多到把路边的长椅和台阶都站满了，后来的人只能踮着脚从前面人的肩膀缝隙里张望。
连沿街几栋楼房的窗户都打开了，有人趴在窗台上探出半个身子，还有人干脆爬到楼顶的晒台上，扶着生锈的铁栏杆往下面看。
街道两旁楼房的每一扇窗户后面都挤着好几张脸，有个穿碎花围裙的大婶把花盆从窗台上搬下来放在脚边，自己趴上去拿手搭了个凉棚，朝街口的方向不停地张望着，嘴里嘟囔着“怎么还没来”。
小孩子是最好的信号。
不久后，他们从街口折返跑回来，一路大喊着“车来了！车来了！”，冲到河边栏杆旁还没站稳就伸长了脖子往路尽头指。
巡警刚把维持秩序的绳索拉开，就被后排的孩子猫着腰钻了过去，他们的膝盖和手肘在人缝里挤出一小片空地，又重新把脑袋探了出来，像一群从大堤后面硬挤出脑袋的小水獭。
维持秩序的民警和内务部人员肩并肩站在人行道边缘，手拉手形成一道人墙。
他们凌晨四点就到位了，到现在已经在晨风里站了好几个小时，额头上的汗却止不住地往下流，是被人群推挤出来的。
人超乎意料的多，比胜利日游行那天还要多，瓦列里现在简直就跟后世动漫里的爱抖露一样，而且这些人还不是组织来的，是自发来的。
没有人给他们发通知，没有人给他们安排站位，苏军仅仅是在报纸上通知了一下，然后他们就是来了，把街道两侧挤得水泄不通，连沿街楼房的窗台上都挤满了人。
他们手里拿着各种东西，小纸旗、花束、报纸上剪下来的瓦列里照片，自家做的简陋横幅，还有一幅横幅是用旧床单拼的，上面用红墨水写着“瓦列里同志，乌拉！”
字迹歪歪扭扭，但每个字母都比拳头大。
前排有个男孩攀在路灯柱上，把一面小纸旗插在灯罩边缘，纸旗垂下的角度正好能让人认出手写的“瓦列里”三个花体字母。
他低头朝底下喊了一声“扶稳我”，下面两个差不多年纪的孩子便一起伸手按住灯柱基座的水泥座台。
车队出现了。
先是两辆黑色吉斯轿车开道，车头的红旗在晨风中抖动。
两辆车的车窗都没有摇上去，副驾驶座上的军官目视前方，一只手搭在车门上，另一只手稳稳地按着膝盖上的文件夹。
紧接着是一队摩托车护卫，摩托车手戴着白色手套，车身擦得锃亮，排气管在清晨的冷空气中喷出股股白烟。然后，第三辆车出现了。
那是一辆敞篷轿车。
现在还没进入肯尼迪时代，即便有着斐迪南大公在前，瓦列里目前还是相信敞篷车的安全的，况且内务部也不是吃干饭的。
车身缓缓驶过铺着鹅卵石的路面，车头的红旗跟街边民众手里的红旗交相辉映。
瓦列里坐在后座上，穿着那身笔挺的深绿色将官服，肩章上的金星在阳光下闪着冷光，军帽戴得端端正正，帽墙上的红色五角星随着车身的晃动微微反光。
他坐得很直，但姿态并不僵硬，一只手搭在车门上，手指自然屈伸，另一只手不时抬起来向街道两侧的人群挥手致意。
阳光恰好从街对面高楼的间隙里斜射下来，落在他帽檐下的脸上，那张被数千万苏联民众在新闻片和报纸照片上看过无数遍的面孔，此刻就真实地出现在这条普通的莫斯科街道上，距离最近的人群只有几步之遥。
街道瞬间沸腾了。
“瓦列里！瓦列里！”有节奏的呼喊声从人群中爆发出，起先是杂乱无章的尖叫和掌声，后来慢慢地、像某种自然规律一样，合成了一浪高过一浪的齐声高呼。
“瓦！列！里！瓦！列！里！”有人把帽子扔向空中，有人往前挤得厉害，被人墙挡回来后干脆骑到了同伴的肩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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