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4月23日，上午九点，西普鲁士，原德波边境线，施洛比滕村。
阳光从东边照过来，穿过田野上那些刚长出来的麦苗，把整片大地染成了淡金色。
麦苗不高，刚过脚踝，嫩绿的叶片上挂着露水，在晨风中轻轻摇晃。
远处的森林边缘，几棵老橡树的树冠在阳光下泛着暗绿色的光，树杈上有鸟儿在叫，一声接一声，像是在唤醒着这片大地的春意。
施洛比滕村不大，三十几户人家，灰墙红瓦，低矮的屋檐下挂着去年秋天晒干的辣椒和玉米。
教堂的尖顶在村子中央，钟楼上的铜钟在风中微微晃动，发出布灵布灵的响声。
村口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着“施洛比滕，1498年建村”。
四百多年的村子，经历过条顿骑士团时期，经历过普鲁士王国时期，也经历过德意志帝国，经历过魏玛共和国，经历过第三帝国。
它见过很多事，经历过许多风雨，也见过许多野蛮人。
今天，风雨和野蛮人又浇到了这个村庄上面，给这平静几十年的生活砸的稀碎。
村口停着十三辆卡车，还有六辆拖车。
卡车的发动机在转，排气管冒着淡蓝色的烟。
士兵们从车上跳下来，穿着灰色的军装，背着步枪，脸上的表情很不好看。
他们是国防军的后勤部队，奉命来撤离平民。带队的是一名上尉。
“所有人注意！”上尉站在村口，手里拿着一个铁皮喇叭:“元受下令，边境线三十公里以内的所有居民，必须在今天天黑之前撤离，所有粮食，农具，牲畜，能带走的带走，带不走的就地处理，不得留给敌人。”
村民们在村口聚成了一堆。
老人、妇女、孩子，还有几个瘸腿的男人年轻的都上前线了，他们穿着粗布衣裳，脚上踩着木鞋，脸上带着一种不知所措的茫然。
“军官先生，我们往哪撤？”一个老农问。他戴着草帽，手里拄着一根拐杖，背驼得很厉害，下巴几乎贴到了胸口。
“往西。过了奥得河，有临时安置点 到了那边会有人安排。”上尉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单，展开:“每家每户，按这个顺序上车，行李不能超过五十公斤，牲畜可以携带，太占位置，带不走的只能就地清理！”
老农看了看身后的村子，看了看那些灰墙红瓦的房子，看了看教堂的尖顶，看了看村口那块数百年的石碑。他的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没有说出来。
他只是转过身，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地走回家。
他的孙子，一个七八岁的男孩，跟在他后面。
“爷爷，我们为什么要走？”
“我们要搬家了，孩子，我们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走。”
老农语气温和的回答着，他的拐杖戳在泥土路上，发出沉闷的声响，一下，一下，又一下。
整个村子开始动起来了。
家家户户都在收拾行李，翻箱倒柜，把衣服，被褥，锅碗瓢盆往麻袋里塞。
有人在哭，有人在喊，有人在骂。
一个年轻的女人抱着婴儿，站在门口，看着屋里那些搬不走的家具。
一个大衣柜，一张雕花床，一个橡木餐桌。这些家具是她嫁过来的时候娘家陪送的，用了好几年，每一个划痕她都记得。
现在，带不走了。
“快点！快点！”士兵们在催。
一个老妇人从屋里走出来，手里抱着一个铁皮箱子，里面装着存折，地契和几张发黄的照片。
她把箱子递给一个士兵，士兵接过去，放在卡车上。
她转身又回去，抱了一床被子出来，被子是鸭绒的，很重，她抱不动，拖在地上，被角沾了泥。
“大娘，我来。”一个年轻的士兵跑过去，接过被子，叠好，放在卡车上。
老妇人看着他，眼睛红红的。“小伙子，你多大了？”
“十九。”
“我儿子也十九，今年在东线，没了。”老妇人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士兵感觉嗓子有些哽咽，不知道该回答什么，所以没有说话，他认真把被子放好，转过身，随后去帮别人搬东西。
村口的空地上，堆满了从各家各户搬出来的东西。
麻袋，箱子，包袱，篮子，水壶，锅碗瓢盆，像一个小型的集市。
鸡鸭被装在竹笼里，嘎嘎地叫。
猪被从猪圈里赶出来，哼哼唧唧地不肯走，士兵们用棍子赶，用脚踢，把它们往拖车上赶。
一头老母猪躺在地上，死活不起来，四个士兵抬着它的腿，把它扔上了车。
猪在车上翻了个身，站起来，对着车下的人哼哼。
那个老农从屋里出来了。
他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灰色的外套，黑色的裤子，头上戴着一顶毡帽。
他的手里拎着一个皮箱，皮箱很旧，边角磨得发白，锁扣都锈了。
小孙子跟在后面，背着一个布包，布包里鼓鼓囊囊的，不知道装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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