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知道了。你退下吧。”朱翊钧的声音听不出任何波澜，仿佛刚才讨论的只是寻常政务，而非涉及封疆大吏与亲王之间微妙平衡的棘手难题……
“儿臣告退。”朱常澍不敢多言，恭敬地行了一礼，缓缓退出了乾清宫。
那扇沉重的殿门在他身后合上，也将御座上那份无形的压力隔绝开来，但他心头的重负却未曾减轻分毫。
朱翊钧目送太子离开，深邃的目光中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复杂，随即又恢复了古井无波的平静。
他重新将注意力投向御案上堆积如山的奏章，仿佛方才那片刻的天伦温情与紧接着的严肃问对，都只是帝国机器运转中一段微不足道的插曲……
此时的朱翊钧，已然是一位极其复杂且矛盾的帝王。
在天下臣民眼中如此。
在青史中亦是如此。
在此时的文武百官眼中，他们的陛下无疑是英明神武的。
他勤政不辍，二十余年如一日，将张居正改革留下的底子发扬光大，国力蒸蒸日上。
他开疆拓土，南洋设府，倭国封藩，将大明的影响力推向远洋……
他整顿军备，北击残元，南平土司，西征叶儿羌，东定倭地，武功赫赫。
他对百姓堪称仁德，甚至可以说是爱民如子，在位三十年，努力减轻小民负担，兴修水利，鼓励农桑，大兴文教，甚至数次给老人发银，使得这三十年的大部分时光，民间多多呈现大治之象……
可是，在发动对外战争时，官员们拿百姓们说事，却怎么也说不动他，自万历八年到万历三十年，大明朝的诸多战争中，先后征集了过百万的民夫……
这就是矛盾。
他对内臣，尤其是宦官和厂卫的运用也愈发纯熟，那双无形的眼睛时刻监察着百官，任何风吹草动都难逃他的掌握。
但最令人称奇，也最体现其统治智慧的，是他对明朝顽疾“党争”的控制。
大明朝的内斗传统，是太祖高皇帝开国埋下的基业。
可是在万历朝，直到现在，竟然没有一次大规模的爆发。
自他登基以来，朝堂之上虽依旧有门户之见，有政见之争，但他却再未像其祖辈那般，轻易挑动或利用臣子间的内斗来巩固权力。
天子的做事风格与世宗皇帝相似，但却少了几分私心。
公心多了，手段便显得更加高明。
天子牢牢握着缰绳，不允许任何一派的马车失控。
在他治下，阁臣乃至三品以上大员，竟无一人因党争而被迫害致死，即便是因政见不合而被罢黜，也多能得享晚年，荣宠而终。
从高拱到张居正，再到其后的申时行，无论他们在任时经历多少风雨，最终都得以善终，身后哀荣不减。
这种矛盾性，同样延伸到了他与太子的关系上。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君在父之前，子在臣之后……
当然，比较幸运的是，太子也是这么看的。
而这边，朱常澍心事重重地走在返回东宫的路上。
朱常澍一边走着，一边想着刚刚父皇最后那个问题，关于李成梁的去留，看似询问，实则考验。
他的回答是否得体？
是否触怒了父皇？
父皇真正的意图又是什么？
想啊想。
想啊想。
想到了很多答案，却总感觉有点不对。
他不禁深深地怀念起一个人。
他的老师，前首辅申时行。
自申时行荣归乃至病逝后，朱常澍便感觉自己在朝堂中失去了一个最重要的引路人和可以倾吐心声的长辈。
魏忠贤等人固然能帮他处理一些具体事务，打探消息，揣摩圣意，但那终究是“小道”，是权术的补充，无法在军国大事的根本决策上给他指引。
更无法替代申时行那种深厚阅历给太子带来的的辅佐……
回忆如潮水般涌来……
那是万历二十八年，申时行病重，已然告老还乡多时。
朱翊钧特旨，命皇太子朱常澍代表皇帝，亲赴申府探视。
在申家那间充满书卷气的卧房里，昔日权倾朝野的首辅已是风烛残年，形容枯槁。
见到太子亲至，申时行挣扎着想要起身行礼，被朱常澍急忙按住。
“老师……”朱常澍握着申时行干瘦的手，声音有些哽咽。
申时行屏退了左右侍从，室内只剩下师徒二人。
他浑浊的眼睛看着自己一手教导长大的学生，如今的帝国储君，用尽力气，一字一句地叮嘱：“殿下……老臣……时日无多矣。有些话，不得不讲……”
“陛下……天纵英武，乾坤独断，其心思如渊如海，非常人可测。殿下身为储贰，当……当以恭顺孝谨为本，勤学政务，体察民情……然，切记，切记……陛下之威，不容丝毫冒犯，陛下之权，不容半分觊觎。”
他喘了口气，继续艰难地说道：“于朝臣，当示以宽仁，观其才能，察其心性……但不可过于倚重任何一方，需知……平衡之道，乃帝王心术。凡事……多思，多察，少言，慎行……尤其在陛下面前，万不可自作聪明，亦不可……显露丝毫急切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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