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衮意识到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但为了确保吴三桂彻底投降，他采取了谨慎的态度。一方面，他召集大臣谋士们商讨对策；另一方面，他派人回盛京调兵，并故意放慢进军的速度，以此来迫使吴三桂以降清为条件。由于事态紧急，吴三桂最终同意了多尔衮的要求，请求清军尽快入关。
四月二十二日，李自成与吴三桂的军队在山海关爆发了激烈的战斗。多尔衮深知吴三桂面临的困境，因此最初并未立即投入战斗，而是等到双方实力受损后才发兵。在战斗中，他先让吴军上阵，待双方疲惫不堪之时，才下令八旗军发起冲击。结果，农民军战败，迅速撤回北京。
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北京的武英殿举行了登基大典，但仅仅一天后，即四月三十日，他就以郊外祭天为名撤出了北京。五月二日，清军顺利进入北京城。多尔衮利用汉族内部的阶级矛盾，成功挟制了吴三桂，并使他成为了清军入主中原的马前卒。
六、统一区夏
清军占领北京后，多尔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稳定局势。他禁止军队抢劫，暂停推行剃发令，并为明崇祯帝朱由检发丧，这些举措赢得了汉族士绅的好感。紧接着，多尔衮迎请顺治小皇帝前往北京登基，有效地稳定了占领区内的形势。
1644年六月，多尔衮与诸王贝勒大臣商议决定迁都北京。这一决定既着眼于统一中原、雄霸九州的目标，也考虑到了退可出关的战略考量。八月二十日，清朝正式开始迁都。九月，顺治帝从盛京（今沈阳）抵达北京，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并赐予他各种荣誉和礼物，包括貂蟒朝衣、册宝、黑狐冠和黑狐裘等。与此同时，顺治帝命令礼部为多尔衮建立纪念碑，以表彰他的功绩。十月一日，顺治帝在皇极门（顺治二年改称太和门）向全国颁布登基诏书，正式宣布清朝定都北京，开始了长达260多年的统治。
面对李自成的农民军，多尔衮采取了坚决消灭的策略。李自成虽然在六月时积极准备反攻，但其力量在清军的压力下逐渐减弱。另一方面，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已在四川建立了大西国。同时，南明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改年号为弘光，控制了中国南方的半壁江山，成为清军统一全国的一大障碍。
针对这种情况，多尔衮制定了“先礼后兵”的策略。他先后派遣叶臣、石廷柱、巴哈纳、马国柱、吴惟华等将领进攻山西，并于十月攻占太原，随后包围了陕西。与此同时，多尔衮还派遣大量降清的明官对南明君臣进行招抚，并试图说服南明阁臣史可法接受“削号归藩，永绥福禄”的条件。在南明派出的左懋第使团来到北京谈判时，多尔衮将其软禁，并没有给出明确答复。此时，清军已经占领山东，并在十月推进到苏北，与史可法的军队形成对峙。
在这一背景下，多尔衮认为已经具备了全面进攻农民军和南明政权的条件。因此，在十月，他先后命令阿济格和多铎率军出征，向农民军和南明福王政权发起战略总攻。多铎于年底取得了潼关之战的胜利，迫使李自成放弃西安并转移。多尔衮随即下令阿济格追击农民军余部，而多铎则继续南下。
到了1645年二月，农民军连遭失败。五月，李自成在湖北通山九宫山牺牲。此时，多铎的军队已经攻克扬州，史可法殉国。接着，清军渡过长江，南京不战而降，朱由崧被俘，弘光政权灭亡。这一系列的胜利让多尔衮相信天下已定，江山归一统。五月底，他表达了重行剃发令的愿望，六月初，正式向全国发布剃发令。然而，这一举措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抗。
七、权势煊赫
顺治二年（1645年），多尔衮被晋封为皇叔父摄政王后，其权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各种大礼场合，如围猎、出师等，王公贵族都要聚集等候传旨，并在多尔衮离开时“列班跪送”。即便是回到王府，也需要王公贵族送至府门。每逢元旦或其他庆祝活动时，文武大臣在朝贺顺治帝后，还需再去朝贺多尔衮。此外，在上朝时，多尔衮可以在午门内下轿，而诸王则需在午门外下轿。这一切表明，多尔衮实际上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同时期，清初政坛出现了复杂的情况。明末党争激烈，清初大量引用明朝旧臣，导致明末的党争问题在清朝政局中显现，并与满洲贵族内部的矛盾交织在一起。从1645年开始，围绕弹劾冯铨案形成了南北党争的核心内容。七月，浙江道御史吴达上疏弹劾阉党余孽，矛头指向冯铨及其党羽孙之獬等人。高层官员如洪承畴、金之俊等都是南方人，不太可能支持冯铨。多尔衮考虑到冯铨等人效忠满洲贵族，如果处罚他们可能会让南方官员得势，不利于清朝的统治。因此，多尔衮在犹豫了十天后，决定支持冯铨一派，仅将李森先革职，而对其他人并未深究。多尔衮通过这两派的斗争来达到以汉治汉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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