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在蝉鸣和电报声里一天天过去。
苏云烟花了大概一周时间，才勉强适应这个身体。走路的姿势、说话的腔调、看人时的角度——每一样都和原来的她不一样。春兰说她以前走路太快，“太太要走慢些，裙子才不会绊脚”。她说她以前笑得太大声，“太太要笑不露齿，用帕子挡一挡”。她甚至说她眨眼的频率太高，“太太要慢一点，再慢一点，像猫那样”。
她学得很认真。不是因为想当一个合格的姨太太，是因为在这个年代，一个女人如果看起来“不正常”，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而麻烦，是她现在最不需要的东西。
沈先生依然早出晚归。有时候一连三四天不回来，只让人捎个口信，说“司令部忙，不回”。苏云烟从不过问他去哪里、做什么。春兰告诉她，以前的正房太太就是因为问得太多，惹得先生烦了，两个人一个月说不到十句话。
“先生不喜欢被人追问。”春兰说这话时，正在给苏云烟梳头，声音压得很低，“您就让他安静着，他反倒会主动跟您说。”
春兰说得对。
十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沈先生回来得很晚。苏云烟已经躺下了，听到院门响，披了件外衣出来。他坐在正厅的太师椅上，军装没脱，帽子拿在手里，脸上的表情像被什么东西碾过。
“给你倒杯茶？”她问。
他点了点头。
她倒了茶，放在他手边，在他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来。两个人都没说话。窗外起了风，石榴树的枝条在窗纸上投下摇晃的影子。
过了很久，他开口了。
“今天接到消息，上海可能守不住了。”
苏云烟的手指微微收紧，但她的声音很平静：“然后呢？”
“然后？”他苦笑了一下，“然后就看南京了。”
他端起茶碗，没喝，又放下。那只手在微微发抖，不是冷，是一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疲惫。
“我带的一个连，今天早上接到命令，要调到上海。”他说，“三百多人。连长来找我，说他想把老婆孩子先送回老家。我说好。然后他走了，我又把他叫回来，告诉他——别回来了。”
苏云烟看着他。
“他问我为什么。我说，你要是回来了，你就会知道你老婆孩子还在等你。你就舍不得死了。”
茶凉了。沈先生没有续水。他坐在太师椅上，闭着眼睛，像一尊雕像。
苏云烟站起来，走到他身后，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他没有动。她的手感受到他肩膀的僵硬，像一块被拧干了的布。
“你怕吗？”她问。
“怕。”他说，声音很轻，“怕也没用。”
那是他第一次在她面前说“怕”。
第二天早上，苏云烟起来的时候，沈先生已经走了。春兰在院子里洗衣服，看见她出来，朝屋里努了努嘴。
“先生走之前，在您枕头边放了样东西。”
苏云烟回到屋里，掀开枕头。是一把小手枪，黑色的，只有巴掌大，沉甸甸的。旁边压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四个字：贴身带着。
她拿起枪，拉开弹匣——六发子弹，满的。她把弹匣推回去，放在枕头下面，然后用被子盖好。
十一月，上海沦陷的消息传来。
那天整条街都很安静。不是平时的那种安静，是那种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等着什么东西砸下来的安静。春兰买菜回来，眼眶红红的，说菜市场有人哭，说好几个卖菜的摊子都没出，说街上的巡警比平时多了一倍。
苏云烟坐在院子里，手里拿着那把小手枪，在掌心里翻来覆去地看。春兰不知道她拿了什么东西，只看见她在发呆。
“太太，您是不是也害怕？”
“怕什么？”
“怕日本人打过来。”
苏云烟把枪收进袖子里，看着春兰。“怕。但怕有什么用？”
春兰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您说话的口气，越来越像先生了。”
苏云烟没有觉得这是夸奖。
十二月初，南京的气氛彻底变了。
街上多了很多从上海方向逃过来的人。有的推着板车，车上堆着被褥和锅碗；有的抱着孩子，身后跟着老人；有的什么都没有，就一个人，走着走着就蹲在路边哭。苏云烟有一次出门买药，亲眼看到一个女人把孩子放在墙根下，站起来走了。孩子大概两岁，还不会说话，张着嘴看着母亲的背影，哭得撕心裂肺。
苏云烟站在那里，看着那个孩子，腿像灌了铅。
她走过去，把孩子抱起来。孩子很轻，轻得像一捆稻草。她站在墙根下等了半个时辰，那个女人没有回来。
她把孩子带回了沈府。
春兰看到孩子，眼睛一下就红了。“太太，这……”
“先养着。”苏云烟说，“等她母亲回来找。”
她没有等到孩子的母亲。那晚沈先生回来，看到院子里多了一个孩子，没有问为什么。他站在石榴树下，看着那个孩子在春兰怀里睡着了，站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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