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有万祀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易，损益可知着于论语……总之，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难议更张。着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祥悉奏议以闻……”
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8月10日，《时务报》头版刊登这篇来自京城的电文，这是一封明码通电。这通电报预示着大清国内的大变革即将来临。这让还在惊慌失措的后党一系的地方官员放松了心情。皇上既然要变法，那必然不会大肆索拿。当然，你非要反对除外。后党一系的地方官员都在向京城派出自己的心腹，欲用钱为自己开道，在收集京城方方面面的信息后，开始小心翼翼的揣测着皇上的心思，大家都明白，这份折子写的好坏可关系身家性命和未来仕途。
在东北，俄国付了赎金大清自然也会放人，驻守边境线上的部队也开始缓缓退了回来。在朝鲜，清朝联军已经突破汉江兵临汉城城下。南面的海军陆战队也一路北上，在汉城会师，日本在朝鲜的军队被包围在汉城内。日军朝鲜最高指挥官大山岩大将一面宣称要死守汉城，一面却派出使者与清朝联军交涉，企图换回一条安全退回国内的道路。但被朝鲜国王李熙予以拒绝，他需要这些日本的俘虏从大清国换回军舰、换回铁路、换来大清国对朝鲜的支持。介于朝鲜局势，英国日本的驻华公使都在不停的进行最后的外交努力。但到了唐绍仪这里就算是结束了，因为无论李鸿章还是光绪，对此问题一概不谈。封锁日本海岸线的北洋舰队撤回来了。因为无法在日本所获之利还抵不回煤钱。刘步蟾在旅顺接将舰队交给了邓世昌，北洋舰队将在以后的时间内成为大连海军学院的训练舰。刘步蟾、林曾泰二人才交下职务就迫不及待的坐上了开住欧洲的船支。大清国在英德建造的最大的战列舰需要他们接收。
因为陆军没有扩编的安排，海军也就只有四艘军舰的建造任务。在军事上没有更大的变动的时候，军事上的事交给参谋本部处理。光绪没有时间去管这些事，一大堆奏折需要处理。唐绍仪、林启兆、严复等人没有因为皇上失权被软禁而停止手上的工作，半年内，他们拟定了大量章程的草案，就连李鸿章都拟了一个朝廷变革方案。
哪个可以立刻实施，哪个要修改后再实施。哪个又要放缓实施。一个国家的政策不是拍屁股想出来，今天定明天改的，这会影响朝廷在百姓中的信誉。李鸿章的话光绪很以为然，就算一个言而无信的普通人，谁会把他当回事，更何况是一个政府。更何况在这么一个大变革时期，一个错误的政策就有可能导致未来的失败。所以开会研究就成了朝廷现在最忙碌的事情，大会每天一次，小会随时开。新上任的六部九卿忙的脚跟打架，宫中的伙食费都在快速上涨。
新老二代臣子们的差别立刻显现出来。老一辈的年纪都大了，思想行为趋于保守，对他们而言国家之大事务之杂。不易变革过快过大，当缓缓图之。新一代的臣子年青有干劲，特别经过对日和对俄战争之后，认识到国家图强必需尽快完成改革，他们希望能快刀斩乱麻般的革除弊病。这就让作为裁决者的皇帝很为难，提出的都为国家发展的一种思路，各有优劣。帝王的平衡之术不说光绪还没学会，就算是学会了看这情况也不大好使。都是为国家好，总不能说谁对谁错。既然纠纷一时无法平息。那先求同存异。
光绪二十二年秋，朝廷先后颁旨意。首先是撤销詹事府、通政司、太仆寺等闲散朝廷机构。接着又陆续颁布了《公司律》、《破产律》、《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商人通例》等一系列法令，批准正式设立商务部。盛怀宣出任商务部长，统领全国实业发展。再颁布《银行章程》、《钱庄管理章程》等经济法令，确定大清银行在国家经济领域中的主导地位……
一条条法令让所有人都头晕目眩、应接不暇，这还不算完。
“着派岑春煊、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大清开始全面修订律法的旨意一通告天下，引起最大热情的反到不是民众和官员，最为激动的反到是各国驻华公使。各国报纸都在刊登着大清要向世界主要强国派出学习团，向各国学习律法。他们一面鼓吹着落后的清国终于向世界文明靠拢，也一面争取到清国的信任，因为谁都相信，清国将来迎来一个大发展时期。
佝偻的身躯及严肃拘谨又透露着沧桑的面容，这是这个时代老学究们的面容。陈宝琛走下马车神情苦涩。朝堂上，皇上用他的家人给大臣们上了一场生动的“以德服人”的课业。这也让他害怕起来，他可以为可以不顾生死国秉直谏言，可他的家人何其罪也。所以他退缩了，他就眼睁睁的看着皇上一意孤行的改变千年惯例，改变祖宗成法。他不明白，为何数年前还是上进、欲图振兴的帝王为何刚刚坐稳皇位就变得如此暴戾。经此一事后，整个朝堂上的言官如同全部失声。他陈宝琛更是被众人遗忘在无人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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