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书灿一再抓捏闵父的胳膊，闵父也明白儿子是很多话没有说明白，只好因为土地要被租赁的事情生闷气。
周书灿见闵父未出声，以他这一段时间对闵父的了解，知道闵父不是没听明白，就是在生气。
继续说：“父，您想想啊，我们家这点人口怎么够呢？我们还要大量的买人呢。还有，我们要盖城墙，这人手更不够了。父，您说的仲子家，他们家到底有多少人？他们家的奴隶会不会继续卖呢？父，您有空了还要去转转呢。”
“嗯。”
闵父没好气的侧身背对着儿子，不想就这些话题再说下去，等以后有机会了再问问儿子，看看这又是什么幺蛾子。
周书灿明白闵父这是又生气不想理他了，他是真的不能理解，闵父对土地为什么这般的执着。开垦出来的土地，又不可能闵家自己种，为什么就不能把土地租给邑民，当个悠闲的地主呢？更何况闵家还有很多的工矿手工制作，那样都后闵父忙活的，哪一样将来都比种地收益大很多。
还有闵父不能接受般的重工待遇，一直是变了法的想去掉。般都是闵父老婆了，怎么闵父还不能容忍般拥有私产？周书灿是百思不得其解，般在闵父的认识里，算不算他的老婆呢？
不过好像有一点，这是周书灿从他的书本上知道的，春秋时代的人，并没有什么女子从一而终的观念，也没有要求女子必须遵守的三从四德，不管是在男子还是在女子的观念里，不存在两个人结婚彼此必须忠诚这一点。甚至于还存在有学术界有争议的“长女不嫁”的习俗。
长女不嫁是汉族民间婚嫁古俗，从春秋至清代流行于齐故治地区。
《汉书·地理志》：“始，桓公兄襄公淫乱，姑姊妹不嫁。于是，合国中民家长女不得嫁，各曰巫儿，为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为俗。”
这种风俗源于襄公淫乱之说，恐不足信，因为当时这是母系氏族社会的文化残迹。
关于齐国的“长女不嫁”，各种争论不断。这跟先秦时代的社会财产和行为意识有关系，并不涉及到后世人们认为的“伦常”问题。
一、为了家族财产不出家族有收娶后母、伯母为妻的“收继制”。收继制也称“报收继婚”。
寡居的妇人可由其亡夫的亲属收娶为妻。其中儿子收娶亡父除生母外的妻妾叫“zheng（字库没有这个字，上半部是丞，下半部是四点）”，侄子收娶伯母或婶娘为妻，叫“报”。
“zheng”在《左传》中，共有五件：桓公十六年，卫宣公话——父妾夷姜而生急子；庄公二十八年，晋献公——父妾齐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闵公二年，卫公子——顽父妻宣姜生齐子、卫戴公、卫文公、宋桓夫人、许穆夫人；僖公十五年，晋惠公——丞父次妃贾君；成公二年，楚黑——要父连尹襄老继室夏姬。
“报”见于《左传》的只有一事：宣公三年，郑文公——报叔父子仪之妻陈妫而生子华、子臧。
二，是血族的内婚制，即群婚中的血缘婚，是同一血族的同胞兄弟姐妹之间的婚姻。
传说中的伏羲、女娲就是兄妹结为夫妇。
《诗经》时代，当社会结构从氏族社会走进阶层性的社会，血缘的内婚制已基本上瓦解，而较落后的蛮夷之国中的贵族，仍将它经过适当的变异而保存下来，贵族中的同父异母兄姊可结为夫妻，这是社会发展不平衡性的一个表现。
《齐风》中的《南山》、《敝笱》、《载驱》，就是这一特殊婚俗的反映，从诗中可以看出齐襄公与其同父异母妹鲁桓公夫人文姜间的恋情。
由于历代很多研究《诗经》与《春秋》的学者忽视了齐国的特殊婚俗，便把他们看成是文明社会的兄妹淫乱。
齐处古东夷之地，不仅当地居民是东夷人，齐的始封者姜尚也是“东夷之士”。
姜尚受封之后“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保存了齐的夷风夷俗，到汉代夷风犹存。
“太公望封于营丘，地舄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
由于齐的土壤盐碱很重，不便发展农业，所以齐的统治者把手工业作为立国之本。一方面利用天然环境，鼓励农业和盐业；另一方面组织妇女从事织作和织品加工，从而使齐富强起来。
由于统治者的提倡，齐国妇女参加劳动是很普遍的，并且齐国妇女的劳动力抵得过男子。她们由劳动所得的收入绝不低于男子，经济上能取得独立，因此她们不用靠夫家养活，就有不出嫁的习俗和自由。
齐国的长女不嫁是当时的婚俗，其原因是她们有能力养活自己，决非齐襄公为了替自己和文姜淫乱，造舆论而下的行政令而造成的。
齐国长女不嫁，并非是禁欲。“臣邻人之女，设为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则不嫁，然嫁过毕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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