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骜也就放过了这个问题：“好，我希望你们经过这几个月、跟着索尼的技术团队一起切磋改良，能够在产品精益求精方面，更上一个台阶，把团队锻炼扎实。
现在，PLAY-BOX的改良，差不多可以结项了，埃里克森，我需要硬件部门，把大部分人力抽调出来，并且近期扩大团队，向新的产品线进军——
我们跟索尼已经达成了自建新售后渠道的协议，同时，我们也对索尼的各类前沿存储介质读写设备的硬件有了一定的了解，我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了。
未来，我们天鲲娱乐，要向更多个人电子娱乐消费品领域进军，可不仅仅是做一个游戏机。而2C的街机业务，可以彻底停掉，或者转卖出去了，我们要集中力量干大事。”
听了顾骜的决策，研发和产品团队的主要骨干们，都是精神一振。
总裁舒尔霍夫也是满心期待。
虽然一家公司到了这个规模，不应该搞一言堂，更不能靠长官意志拍大腿，但顾骜一贯的眼光还不错，加上他年轻，了解年轻人的需求和喜好，倒是很能提供有价值的创意。
那些老成的职业经理人，只要为顾骜修修补补，提供管理上的堵漏就好了。
至少一两年内，这么干还不会出事儿。
“老板，你想投入的新项目是什么呢？最近研发部门确实有点空闲下来了。我还以为，随着PLAY-BOX彻底稳定，我们当初从雅达利多挖来的那些技术人员，要没活儿干了。”舒尔霍夫总裁率先表态。
他还有句话没说出来，那就是他本来都在暗暗做一份“技术部门裁员计划”，以应对研发周期的低谷。
这种情况，在后世互联网时代是很难想像的，因为那时候技术迭代非常快，而且已经养成了“先做出一个可以用的最小化产品，然后快速迭代”的研发模式，技术人员是不可能空下来的。
比如你搞小米或者苹果手机，刚上市的时候，系统根本不稳定，但因为手机可以实时联网，随时升级系统就好了，没必要追求一步到位。
这样一来，程序员就始终有活儿干，不用一下子超配雇佣大批程序员、把产品彻底坐稳才投放市场。
但是，在没有网络的1980年代，所有硅谷的科技公司，都是面临技术团队规模和工作量需求周期性的问题的。
游戏机也好，电脑也好，你根本没机会卖出去后再升级软件系统，出厂的时候就写死烧录了。
这时候，大公司就需要多开研发线，让主力产品迭代周期中间那一两年淡季，研发部也有活儿干。
所以索尼也好，其他公司也好，才会出那么多奇葩的、小众的产品型号——那都是程序员和电子工程师闲着也是闲着的时候，随手瞎鼓捣的。
但如果有一家大公司，能做到思路很明确，淡季这种瞎鼓捣也鼓捣出成绩来，那么它就相当于比80年代同期的其他科技公司，节约了至少一倍的研发人力成本。
因此，顾骜要开项目，舒尔霍夫是打心眼儿里支持的，哪怕瞎搞也没损失，闲着也是闲着。
埃里克森和杨自豪、鲁运达他们，则是庆幸于不会裁员，手下的兄弟们不会没事儿做。
内部思想统一得非常不错。
顾骜确定自己的威望一如既往，也就直奔主题：
“我希望大家稍微改行一下，研发一款CD播放器——当然，我说的CD制式，就是前年索尼公司和飞利浦公司联合推的CDDA数据格式。最近，借着跟索尼的合作，你们预习功课应该做得不错了吧。”
“CD播放器？怪不得前两个月，跟着索尼的人改良软驱的时候，老板让我们把索尼的其他有潜力的数据存储格式介质、读写设备都研究了一下呢。”鲁运达心下雪亮，暗中如是揣摩。
原来，顾骜是早有伏笔的了。自从12月份，天鲲借口优化软驱机的软驱设计、集成，把大部分研发团队的精力，都投注了上去。
当时，除了研究索尼的软驱之外，还以此为借口，把“所有索尼目前已经拿出来的、未来有可能用于存储游戏数据的读写设备”，都研究了一下。
顾骜还给盛田昭夫画了个饼：CD的存储容量潜力多大，未来说不定能搞个光驱的游戏机，用CD取代游戏卡带呢。
在1983年，CD也是比较先进而罕见的东西，盗版难度和门槛很高，因为那玩意儿索尼自己也是1982年才刚推出的。
而作为联合制定该项国际通行标准的另一巨头飞利浦，更是比索尼还迟钝，一直觉得成本下不来，CD播放器之路暂时举步维艰。
（注：82年9月，CDDA数据格式的音乐被定义出来时，创始发起的公司一共有3家，另一家是宝丽金（PolyGram）。但宝丽金只是唱片公司，并不生产硬件。所以支持的硬件厂就只有索尼和飞利浦。）
盛田昭夫当然不会想到这些如今金贵的东西，未来会贱成5块钱一片的小塑料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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