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界有一种现象叫做“鲶鱼效应”，意指一个新兴的物种进入一个已经稳定的环境之后，会导致该环境下的原物种产生危机感并因此刺激而寻求进步。
而这种效应被发现后，被人为的拿过来将被动改为主动。
后世常见于企业之中。
而现在，朱允炆将这么一批欧罗巴人扔进大明的现有体系之后，也恰到好处的起到了类似的作用。
工部虞衡司的匠户是没有这种危机感，他们是搞科技的，来了两个欧罗巴人带来一些新颖的看待科研生产的不同角度，双方正好互补。
但商部上下可就如坐针毡了。
皇帝交代了要搞银行业和完善商业社会体系，但他们商部，哪怕算上前身没有分离时期的户部，上上下下搞了这么多年，一直以来都是循序渐进。
说好听点叫做稳步提升，难听点就是成绩寥寥。
现在可好，那个叫做格里尼奇的欧罗人一到，也不知道他都给皇帝灌了什么迷糊汤，皇帝大有一副全权委托态势来让格里尼奇担任即将成立的中央银行主官的态度。
这怎么行！
大明的官说什么也不能让蛮夷来坐啊。
商部尚书郭资为此还专门找到顶头上司，‘代内阁首辅’郁新汇报过这事，但后者显然没有这个心情来教他怎么做事。
“忠心王命，尽心职守。”
八个字的批示等同于没说，因为郁新现在压根就没工夫来搭理一个商部，郁新现在正焦头烂额的应对税部的查账呢。
皇帝对他的任命实在是太耐人寻味了，什么叫做暂代？
内阁首辅这个金字招牌前面如果挂上暂代两个字，那这个招牌可就不值钱了。
加上钱旭上任后向各省转运使司、税课司派遣专员胥吏清查税务的行为，都让郁新闻到一丝危险的味道。
自税部下往地方的专员不跑别处，直奔各省税课司就开始翻税单，这税单上面是查不出上面端倪和漏洞的，但恰恰就是因为账面做的太漂亮，反而让人不信了。
这些专员也是精明，税课司的账查不出来，他们就跑各省民间组织的商业总会查，这一查，那发现的问题可就委实不少了。
商人的账面可是把大大小小的收支都记下来的，拿出来跟税课司的税单两相对比，亏空和对不上的地方可就发现了不少。
而后，便是自下而上的问责追查。
直捣黄龙，一下戳进了文官集团的心窝里。
受贿的、枉法的、贪污的，林林总总，等汇总的数量报进内阁的时候，郁新差点没有当场脑溢血。
各省加在一起足足三百多人！
郁新捏着奏本的指节掐的发白，脑门上开始呼呼的冒汗，他这一下就明悟过来，怪不得皇帝要把杨士奇给撤职了。
因为他家的门槛差点被那些群龙无首的江西党给踏破！
“查官、查商，查到最后各省好不容易繁荣起来的商业体系又会被打回洪武朝，今年的税收一定会受到冲击啊。”
商部的侍郎官找到郁新，说了一句让后者啼笑皆非的话：“郁阁老，地方虽然贪腐，但恰恰是贪腐才造就了今日的商业繁荣，你看地方那些官受了贿赂之后是不是都跑去消费了，这一消费，不就刺激了商业收入吗。
所以贪腐也不见得全是坏事嘛，起码这钱转来转去，不还是转进了国库的口袋里。”
郁新都恨不得把这玩意当场掐死！
贪腐刺激经济繁荣这种话，竟然能从一个三品的侍郎嘴里面说出来，后者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得有多么的低劣！
除了这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托辞之外，一个广东的税课司主官所作所为更是让郁新目瞪口呆。
这名税课司主官在履职以来，前后三年受贿高达一十七万两，当其被刑部的刑吏抓紧南京的时候，他说了这么一番话。
“我虽然受了贿，但我一件事都没替那些商人办，自然不存在枉法的行为，说明我守住了我作为大明命官的道德底线。”
只收钱不办事，吃亏的是商人又不是老百姓和行业。
这样一来，受贿就不能算是杀头的罪过吧。
郁新一时间竟然无言以对。
似这般的歪理邪说还有很多，这群受贿的官僚们拼了命的为自己辩解开脱，企图逃避接下来即将面对的可怕惩罚。
事到临头的时候，他们才会后悔。
“贪污受贿那么多钱有什么用，现在不仅脑袋要掉，这些钱也是一文都留不下。”
坐到这个首辅的位置上，郁新才切身感受到前几年杨士奇和第一任暴昭的压力，百官之首这个位置，绝不仅仅只是处理国事，如何打造一个良善守序的官场风气，才是真正难以做好的功课。
“如实上报吧。”
拿着这一摞写满了名字和罪状的奏本，郁新心头沉重的走进谨身殿，找朱允炆进行了汇报。
“律法就在脑袋上悬着，这种事不用跟朕汇报了。”
朱允炆连看都没有看这些奏本上到底牵扯了多少的官员，而是直接又推回给了郁新，向后者交代道：“这些官员整天把忠君报国挂在嘴上，说什么鞠躬尽瘁于国事，现在看来，他们鞠躬尽瘁是为了装腰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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