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没有所谓的”奴隶社会“，但奴隶制度却长期存在，殷周如此，春秋战国如此，哪怕是在教科书里被称为”第一个封建王朝“的秦也不例外。
所谓”商鞅变法废除奴隶制“早己经被海量考古材料证明是个历史错误，真正的情况是“秦为无道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商君不但没有废除奴隶制，还设置了众多将战俘、平民籍没为奴隶的条款，秦的刑徒、皂隶、臣妾比例远六国，甚至远商周
当年赵无恤知道这一事实时也曾惊诧得不敢相信，可现如今他算是明白了，越是社会分化严重的时代，越是战乱加剧的时代，越是难以摆脱这一陋习。
马克思理论认为奴隶产生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贫穷，这是有道理的，春秋以降，随着各国井田制的解体，社会贫富分化加剧，于是贫者因破产而沦落为奴，富者大量利用奴隶去从事物资生产。晋国的公族栾、郤、胥、原、狐、续、庆、伯等贵族的后代尚且会降在皂隶，就别说普通百姓了。
皂隶、臣妾，都是被压在阶级金字塔最底部的人，他们的生活十分凄惨。赵无恤忘不掉自己的妾室伯芈年幼时沦为隶妾，他也忘不掉初入新绛人市时看到的污秽暴行：那些狭小的囹圄、那些囚于笼子里，或戴着木制桎梏，或被草绳拴在一起的隶臣妾，一个个枯槁蓬头，唯一有双明亮眼睛的小奴将一只脏兮兮的手伸向了他，仿佛在哀求拯救
当时天真的他暗暗捏着拳头说自己要像废除殉葬一样，将奴隶制度也埋葬掉。可直到真正执掌一国时才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东西是不以个人意志转移的，纵然赵无恤能极大推动其进步，可想要量变导致质变，非十年百年不能成功。
赵无恤在治理鲁国的实践中明白了一件事情，在眼下这个生产力低下的春秋晚期，天下大同，人人幸福是不可能做到的。想让政策立竿见影，除了依靠科学技术外，最便捷的法子无非是依靠残酷剥削一群人，让社会上另一部分人得到减税、减役的实惠
古今中外，这种方法屡试不爽，宗周靠压榨殷民和各国土着居民让周人贵族过上了钟鸣鼎食的生活，所以才有东方殷人抱怨道：“东人之子，职劳不来。西人之子，粲粲衣服”
此外还有秦国剥削六国遗民而肥秦地的军功贵族；元朝剥削汉人南人而肥蒙古、色目；清廷剥削汉人而肥旗人；近代资本家剥削黑奴为白人经营种植园；德国剥夺犹太人财富转移战争矛盾；党带领下广大人民对地主富农
这也是赵无恤搭那积木想要阐述的道理，人类的历史，就是不同阶层之间压榨与反压榨，阶层成员不断流动和固化的过程，而且根本不存在纯粹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更普遍的是多种制度混合并存。
现如今，在社会总财富增长缓慢的情况下，赵无恤也不得不利用皂隶来承担他广施“仁政”带来的经济压力了。
过去在晋国鲁国的经济关系，是“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而现在赵氏的情况又有所不同
现在的赵氏是一个古怪的集合体，在名义上还是封邦建国，但幼弱的晋侯只是挂名，赵无恤才是最大的封建主。可在赵氏之下，一切都被打乱了，行政上是郡县制度，虽然在选官上还不够完善，可世袭的卿大夫被领取俸禄的官僚完全取代是迟早的事。所以“大夫食邑”基本不存在了，赵无恤可以直接从郡县收取赋税。
郡县地方赋税的主要来源，自然是士、庶人和工商了。一方面赵无恤鼓励军功授田，分割大宗族，造就了许许多多小农家庭，增加了税收户数。他还放宽对工商的限制，在邺城、朝歌等城市，手工业和商业蓬勃展，带动着经济繁荣，农税和工商税是财政收入的大头。
然而在这之后，是阳光照耀不到的黑暗角落。
在现实面前，赵无恤妥协了，赵氏现在的政策和后世的秦朝很像，庞大的皂隶群体是赵氏维持经济繁荣的重要手段，因为他们和十税一、十五税一的士农工商不同，所创造的价值被完全剥夺归公。所以使用官奴来进行大型工程建设，或者从事挖矿、采盐等重体力活获利极多。
但和过去、未来都不一样的是，赵氏实行军功授田制度，土地是归赵氏所有的，授田只是授予使用权，无故不得买卖土地，加上此时地广人稀，土地兼并的大潮尚未来临。
所以，赵无恤在晋、鲁很大程度上遏制住了贫民自卖为奴的趋势，他们的奴隶来源比较单一，主要是战俘。
赵氏剥削的第一批奴隶是早年在东方时俘获的齐人、卫人，若非他们承担了大量劳役，鲁国民众的日子恐怕没现在这么滋润。第二批是六卿之战里投降的大量齐、范、中行、知氏兵卒，若没有他们，联通晋鲁的大动脉卫渠就没法开凿，邺城也不可能这么快完成建设。
对奴隶进行剥削，是减轻普通农民、工商负荷的重要手段。可奴隶身份并非一成不变的，赵氏的皂隶一般是三到十年，若有功劳和突出贡献，还能提前恢复自由，所以称他们为“刑徒”可能更恰当些。如今休说最早的那一批，就算是六卿之战后沦为奴隶的战俘们，若没有劳累致死，也早已脱离隶籍，或加入赵军，或恢复庶民身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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