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李嘉楠被同因为失去双腿而靠假肢走路的程小琪推向大训练旁边的小训练室。
在小训练室中，程小琪慢慢推着李嘉楠走到床边，并帮助她坐到床上。这是要正式为嘉楠穿假肢了，越是到这个时候，情况就非常危急，嘉楠的心里也越发地紧张起来。
嘉楠慢慢地露出那截肢处的腿部，那是一双什么腿啊，简直让人不堪入目。这从臀部下方就截肢的双腿，连膝盖都没有，这样一个十几岁的花季少女的健康就毁在了这场突如其来的地震之中。
这场地震，有太多像嘉楠这样倍受摧残的人，父母失去子女，子女失去父母，丈夫失去妻子，妻子失去丈夫，这世间太多的悲惨都是拜这让人无法抗拒的自然灾害所赐。
而程小琪，看着这李嘉楠的双腿，早已没有了感觉，一是因为她同嘉楠一样都是命运悲惨之人，二是因为她这种情况见的实在是太多了，早已经神经麻木、没有感觉了。
“嘉楠，我现在给你穿假肢吧！”程小琪询问道。
“好……好的，小琪姐姐！”嘉楠吞吞吐吐地回答道。
程小琪解开那假肢上方固定腿部的扣子，欲要绑到嘉楠的腿上。
只是，在人的肉体上绑上别的东西，这肯定不会没有感觉。
当程小琪套好假肢，刚要拉紧时，嘉楠出声了，当然是喊疼。
虽然说程小琪早就有了这种心里准备，但听到李嘉楠这种让人听了心纠的声音，她的手停顿了。适才她还对嘉楠妈妈吴慧迪与嘉楠闺蜜徐佳慧说不会对嘉楠手下留情，但现在却手软了。
她给嘉楠讲起了故事：
史铁生母亲的生命，因为儿子的残疾，也承受了无数折磨。史铁生瘫痪时，母亲已不年轻，为了史铁生的腿，她头上开始有了白发。医院已经明确表示，他的病情目前没办法治。母亲的全副心思却还放在给他治病上，到处找大夫，打听偏方，花很多钱。
每一回她都虔诚地抱着希望，然而最终，却总是有多少回希望，就有多少回失望。最后母亲终于也绝望了。于是，每次史铁生要动身出门，母亲便无言地帮他上轮椅，看着他摇车拐出小路。
每一次她都是伫立在门前默然无语地看着儿子走远。有一次，他想起一件事又返身回来，看见母亲仍然站在原地，还是那样一动不动地站着，仿佛在看儿子的轮椅摇到哪里了，对儿子的回来竟然一时没有反应。
她一天又一天送儿子摇着轮椅出门去，站在阳光下，站在冷风里。后来，她猝然去世了，因为儿子的痛苦，她活不下去了。
这是她唯一的儿子，她希望儿子能有一条路走向自己的幸福，而她没有能够帮助儿子走向这条路。她心疼得终于熬不住了，她匆匆离开儿子时只有49岁。
1998年，下肢瘫痪的史铁生，由慢性肾损伤演变为尿毒症。从那时起，史铁生就只能靠血液透析来维持生命。透析的病人需要做手术，把肾部的动脉和静脉引到表层。透析时需要在三个点轮流针刺。
这透析长达9年，1000多次的针刺，使得史铁生的动脉和静脉点隆起成蚯蚓状。体内渗毒的血液从隆起的动脉出来，经过透析器过滤掉毒素，再由隆起的静脉回到体内。一个星期3次，在每次4个半小时的透析过程中，把全身的血液过滤几十遍。
这非人的折磨便是史铁生日常的生活。
1974年，史铁生为了生计，在北新桥街道工厂找到了一份临时工作。在这里上班既没有公费医疗，也没有任何劳保，所干的活儿是在仿古家具上画山水和花鸟，有时还画彩蛋，如出满勤每月30元工钱。
但他为了看书和尝试写作，每天只干半天，一月下来只能领到15元，这活儿他一干就是7年。可是第二年史铁生又患上了严重的肾病，这次医生只给他留下了一个受损的左肾。由于体力的原因，他不得不辞去了街道工厂的临时工作，呆在家中一门心思地写作。
1979年，由于下肢麻痹、肾功能受到严重破坏，不得不造漏排尿。紧接着，由于肌肉萎缩，血液循环受阻，再加上每天长时间地坐压，褥疮发作，前景是败血症。1986年，前列腺引起的疼痛，使他不得不停止写作整天卧床。
冬天，他那毫无知觉的腿，经不起寒冷，如果冻了，就有坏死的可能;夏天，全身的热量只能从上身排出，额头的痱子从来不断。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1980年，他创作出的小说《我们的角落》被田壮壮改编成了电视剧，在当时的影视圈引起了不小的轰动;1983年，他创作的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获本年度“青年文学奖”和“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1984年，他的作品《奶奶的星星》又获该年度“作家文学奖”和“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的小说《命若琴弦》还被改编成电影《边走边唱》，经过陈凯歌的精心导演，引起了强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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