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小皇帝还年轻，还能在做几十年皇帝，那算下去，到他孙子辈，怕就可能是亡国之君了。
对国祚的看重，没有比皇帝更关心的，实际上当时朱翊钧就已经在考虑这个问题。
天启和崇祯都是光宗之子，还真就是他朱翊钧的孙子。
原本历史上万历皇帝到底有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魏广德不得而知，但从万历皇帝搬空太仆寺常盈库进入内帑，成为皇帝的私钱看，多少是有防备的。
钱在内帑，皇帝就可以随意使用。
但是他对福王的赏赐过甚，却也是间接推动明王朝崩溃的原因之一，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实际上，万历皇帝留给光宗和天启的内帑多达两千万两，这也是光宗到天启六年内帑能够拿出2645万两银子的原因。
至于明史记录万历帝内帑六百万两银子，或许是把其余窖藏白银当做常盈库资财而略去。
反正现在朱翊钧多少是意识到这个问题了，而他对魏广德问策，魏广德给出的答案就是“改，大改”。
这，还是在三年前，张居正筹划清丈天下田亩时魏广德搞出来的事儿，就是想让小皇帝意识到局势的危急。
不过这种情况下，魏广德也没再多话。
“你宗室问题又怎么扯进来了？”
冯保接着又看向他们，有些狐疑的问道。
张居正也做了解答，朝廷因为清丈后不打算延续太祖定下的岁入2950万石粮赋之策，而是按照太祖定下田税收取赋税，进而国朝财政猛增。
收入增加，宗室对禄米是必然要发难的。
而且，因为收回地方摊派的权利，为了安稳地方，还得考虑给地方上一些好处。
把杂税和徭役合编入一条鞭法，把地方吏员至于吏部管理发放俸禄就是其中之一，还有就是增加官员俸禄，给散阶和勋阶定下俸禄，相当于给官员增加工资，但又没有破坏太祖定下的俸禄制度。
至于丁税的加入，在张居正口中自然就是内阁考虑为小皇帝增加威望的举动。
“滋生人口，永不加赋？”
听到国朝最新的人口统计，居然不是接近六千万人口，而是超过九千万，冯保也是忍不住咋舌。
要知道，以前徭役和丁税都是留给地方的。
报上来人口还不到六千万，就五千万多点，但实际上却是九千万。
虽然丁税主要是男丁纳税，但一次也可以推测出应税男丁的人数，绝对比报上来的多得多。
想到这笔银子以前都被地方官员给贪墨了，冯保难免咬的牙痒痒。
“丁税摊入田亩，那国朝一年能增加多少收入？”
虽然有九千万人口，但其中还要扣除妇女、儿童、老人、军户、士绅、贵族和尚道士等免税人口，剩下的总量也不会少，两三千万肯定是有的。
想到大明定下的丁税，成年男子是每年七钱，这得是多少银子啊。
当然，这也只是他们坐在这里计算的数字，下面官员其实根本收不上来这么多。
因为明朝的户籍制度，让分户变得很难。
所以经过二百年繁衍，洪武朝许多本来就几口人丁的“户”此时名下人口可能已经是几十上百人。
而他们在向官府上报人丁的时候，当然不会据实上报，打点负责的官吏，人丁就变成六七成，之后这笔丁银再分摊。
在其中，难免还有愿意服徭役的，比如一些轻省的徭役，如给官老爷抬轿子、看门等，服役就可以免丁税。
毕竟，明朝的丁税其实就是从徭役中分派出来的。
官员品级到了，官府要配轿夫，两人或四人，也可折银自雇。
魏广德一直都是折银，他家里有人做这些事儿，可有些小门小户的官员上任，没那么多人手，就得用这些服役之人做下人。
在明朝中后期，因为这种简单的分摊方法闹出个幺蛾子，让官吏为此灰头土脸，毕竟各家各户情况不同。
有些人家富足，分摊这点银子不难，而对于穷苦的族人，分摊这点银子可就非常艰难，于是族内矛盾爆发，被拱出来，参与的人都落不到好果子吃。
于是，中后期，在分摊丁银的时候，又增加了家庭财富的分配。
大致是四六开，四成丁银直接按人头分摊，剩下部分按各家财力再分摊，富裕的多出点，穷苦的少出点，也算是族里的帮扶政策。
这种情况下，族长和甲长里长的地位也得到提高，最后就是丁税减少。
明朝许多隐户，其实也就是在这里面。
所谓隐户，并非是躲进山里，而是就在身边，只不过官府文书上没有记录。
据说，江浙一带隐户盛行，有些地方甚至达到十比一的程度。
“当有千万两，不过自此以后朝廷也不能再勾徭役了，以后发大工就得从这笔银子里出。
所以，一条鞭法后，田赋和丁银最好还是分开记录，方便收支。”
魏广德开口说道。
张居正改革时，只是把部分徭役摊派编入一条鞭法中，但仅如此，就在两年时间为大明朝廷留下三百万两盈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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