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成国公朱希忠追封王爵的事儿，就算定下来，我会给礼部下条子，让他们上奏此事。”
张居正假借宫中的意思，让魏广德和吕调阳在此事上选择了沉默后，就开口说道。
魏广德和吕调阳都低着头，对于追封一个死人，两个人虽然觉得不合制，但也知道没法反对。
到此，事儿在内阁算是被定下来了。
慈庆宫里，冯保刚把外朝廷议结果分析完，有把成国公朱希忠封赠一事说了下，着重表达的意思就是内阁认为朱希忠当初在嘉靖皇帝南巡着火那次的一份救驾功劳。
其实严格说起来，当初真正救驾的不是朱希忠，而是早已死去的陆炳，是陆炳把嘉靖皇帝从火海中抢出。
但是之后朱希忠一直护在皇帝架前，勉强算个护驾功劳。
只是到了大明朝，朱希忠毕竟是成国公，所以这份功劳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就被记载成是朱希忠和陆炳联手救出皇帝。
特别是在陆炳死后，自然就更不会有人提起详细过程，算起来已经过去三十年，当时在场之人已经很难寻找。
冯保既然敢收成国公府的银子，自然也是好好盘算过此事的。
说起来朱希忠要追封王爵，除了嘉靖十八年那次救驾之功外，貌似还真找不到其他更大的功劳了。
“功大莫过于救驾”，救驾之功自然是顶顶大的功劳，其他的都得靠边站。
因为即便身为君王，那也得承着救驾之人的一份情，自然要多加眷顾，救驾之功便显得尤为不凡。
在中国古代的诸子百家中，儒家文化无疑占据着最为重要的地位，因此今天我们都会将古代着名的知识分子称为大儒。
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统治中，儒家文化一直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虽然期间经历了起起落落，但在汉武帝时期，终于被推举到最为崇高的位置上，这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
在之后的千年里，无论朝代怎样更迭，封建统治者们都大力推行孔子的“仁学”，儒家学说也成了封建君王巩固其统治的奠基石，儒家思想在封建社会是所谓的正统思想。
虽然在儒家思想里，救驾之功其实算不得什么，君王虽然看似最高最大，然而却有一个“存在”凌驾于君王之上，这个存在就是“社稷”。
“社”本指土神，“稷”本指谷神，而社稷合起来却是被用来指代国家，或者可以表述为祖宗传下来的江山。
自古“社稷”贵于君王，所以挽救社稷之功，自然应该大于救驾之功。
只不过依旧还是那话，人情，救下皇帝那就是天大的人情债，皇帝也要还的。
“既然内阁有此心，那就追封成国公一个王爵吧。”
陈太后在这些事儿上一向都选择信任内阁，既然冯保这么说了，自然是不会有假的。
她其实也只是依稀记得好像是有这么个说法，朱希忠和陆炳救过嘉靖皇帝，自此之后圣眷不断。
“姐姐说的是，既然已故成国公当初有救驾之功，追封个王爵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
李太后也是点头说道。
大明朝异姓只要不是活着封王，在后宫之人看来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祖制上并未明令禁止。
说白了，一切都看当初朱元璋定下的规矩，只要符合规矩，自然就可以。
而在内阁这边，张居正已经拍板后，正要结束这次阁议，吕调阳忽然开口说道：“首辅大人，次辅大人，我今日看到福建海澄县县令上交的一份公文。
文中提到夷船自南海而来，携带大量白银和海外出产交易我大明商品后，因港口商品已然售罄，故而又采购一批黄金离开。”
“嗯？白银换黄金，也算一项买卖，可有何不妥之处？”
张居正问道。
“我大明之前一向是禁止金银流通，虽在隆庆年间允许银钱兼使，可毕竟并未允许黄金交易，海澄县知道此事后不知该如何定夺，所以上报到户部。”
吕调阳开口解释道。
听到这里，魏广德也明白了海澄县令担忧所在，不过他在这个时候，更多还是想到混乱的大明钱法。
中国历史上虽有很悠久的用银渊源，但在西汉及以前，白银并非是流通的货币，而多作于工艺品和首饰方面的用途。
到了东汉以后，市面上偶尔可以看到白银作为支付货币，皆因金银的稀缺，限制了金银这类贵金属成为流通货币。
中国秦汉时期实行的其实是单一货币，就是制钱，如刀币、五铢钱等，只有官方制钱才是法定货币。
到了唐代，开始实行钱帛并用，钱币有“开元通宝”等，大宗交易则使用“绫”、“绡”等丝织品。
两宋货币也是沿用唐代制式，实行钱帛平行本位制度，也是以制钱为主，中后期又增加了纸币，即交子、会子和关子，但结算单位还是论“贯”。
之后的元朝虽然曾铸过少量铜钱，但货币流通很快就确定以纸币为主，其钞法经历了中统钞、至元钞、至正钞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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