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复议决定书来了。
Shirley拿着信封走进办公室。Neil坐在老位置上，盯着屏幕，但眼神是空的。
“来了？”Neil说，没回头。
“来了。”
她坐下，拆开信封。这次她没有犹豫——当你知道结果大概率是什么时，过程就只是一种形式。
决定书只有两页。
第一页是标准的公文格式：标题、文号、当事人信息、复核请求、审理经过。她快速扫过，目光停在最后一段：
“经审理，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原事故认定书认定事实无误，责任划分适当，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
她的手停住了。几乎是机械地，她翻到第二页。
第二页是《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复印件——在“事故形成原因分析”部分，她记得原文是：“当事人Shirley行走时未注意观察，碰撞停放车辆。”因为这个描述，还曾经在电话里特别提出疑问。
最终在决定书维持的版本里，那个词真的改了：
“当事人Shirley行走时未注意观察，接触停放车辆。”
从“碰撞”到“接触”。一词之改。
她盯着那个词看了很久。接触。多么中性的词。它可以是轻轻的触碰，可以是无意的擦过，也可以是什么都没发生但被认定发生了什么。它保留了所有可能性，也因此否定了所有确定性。
Neil不知什么时候走了过来。“怎么样？”
Shirley把决定书递给他。他接过，快速浏览，然后也停在了那个词上。
“接触？”他念出声，语气里有一种笑意，“真严谨啊。”
他继续往下看。决定书的最后，有一段手写体的备注：
“关于申请人提出的无监控视频问题：经查，对方提供的视频资料清晰完整，与现场痕迹吻合。申请人虽主张该位置无监控，但未能提供相反证据证明。在证据存疑情况下，应以现场勘察结论为准。”
Neil读完，沉默了很久。
“所以他们看了，”他说，“看了我们四十七页材料，看了平面图，看了检测报告，看了监控示意图……然后他们决定，把‘碰撞’改成‘接触’。真不愧是专业人士，一个字就值十万块钱。”
他把决定书轻轻放回茶几上，动作温柔得像在放什么易碎品。
“你知道吗，”他转向Shirley，笑容还挂在脸上，但眼神已经死了，“我们的系统里，有真相，有谎言，有对错。他们的系统里，”他指了指决定书，“只有‘证据充分与否’，‘程序合法与否’，‘文书规范与否’。我们拼命想证明的是‘事实’，他们唯一在乎的是‘流程是否走完了’。”
他走回办公桌坐下，关掉了电脑。
Shirley想说什么，但所有话都堵在喉咙里。她看着那份决定书，看着那个被修改的词——“接触”。一个字的变化，就像手术刀最精准的切口：它没有改变结论，但它改变了叙述的质地。让一个生硬的指控，变成了一个留有“解释空间”的陈述。
而正是这个“解释空间”，成了他们永远无法跨越的鸿沟。系统可以说：我们没说你“撞”了，我们只说你“接触”了——至于什么是接触，你可以有自己的理解。
但她知道蒋思顿会怎么理解。法律会怎么理解。下一个看到这份文书的人会怎么理解。
一个词，它温和，礼貌，符合所有程序正义的要求，然后你所有的反抗都成了无理取闹的注脚。
Neil起身出去了。关门的声音很轻。
Shirley独自坐在客厅里。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下来。她在昏暗的光线中，看着茶几上那份薄薄的决定书。
她忽然想起复核申请递交那天，赵律师在电话里说的话：“复核制度的设计，本意是纠错。但它的潜台词是——系统默认自己第一次就是对的。你要推翻的不仅是一个结论，是整个系统对自己的信任。”
现在她明白了。系统永远会选择相信自己。因为承认错误成本太高，而维持运转的幻觉成本很低。
一个词，现在已经就是系统能做出的最大让步，也是它能给予的最小正义。
墙立起来后，门就关上了。
对方壳公司的律师函紧接着到来，要求他们在十五日内支付车辆维修费、贬值损失及各项费用共计十八万七千元。附带的清单详实得像一本汽车维修百科全书：原厂翼子板总成、进口车漆、专校工时费……甚至包括拖车费和代步车租赁费。
“这是民事诉讼前的最后通牒。”赵律师解释，“如果协商不成，他们会起诉。”
“我们不会赔。”Neil的声音从牙缝里挤出来，“我们压根没碰那辆车。”
“我知道。”赵律师停顿了一下，“但法庭上，我们需要证明的是‘认定书可能错了’，而不是‘我们绝对没错’。这两者的举证责任和难度……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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