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肯定是怕的。
但问题是，大庭长特么也是官啊！
而现在管事的就是大庭长啊！
那些扑户事先就想去找官府商量对策，但是官府根本不搭理他们，但如果他们将这些罪名全部承担下来，那他们可能就完了呀！
但如果通过耳笔的辩护，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他们就可以依仗皇庭和司法，去避免遭到官府的报复。
两害相权取其轻，他们也是被逼无奈，才选择采纳李敏的建议。
毕竟现在河中府也不是官府一家独大，这么做还是一线生机。
随后一个个原告接连出庭，无一例外，全都是指责那些扑户雇佣的泼皮无赖，滥收税，滥用暴力，给他们造成很大的损失，情况都是相差无几。
而李敏则是不厌其烦地将责任全部转移到官府头上，真的是一点情面都不给。
如此反复，那院外的百姓，都已经嘘得直喘气、
但他们的情绪已经被李敏转移到官府头上，这官府才是万恶之源。
这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啊。
官府自己就那德行，在收税过程中，也是想尽办法盘剥百姓，反正各种手段是层出不穷，你说那些扑户还能遵守依法收税吗？
根本不可能。
这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他们只会采取更加极端的手段。
非首脑地官员们现在也已经躺平，经过上回他们与乡绅互扒底裤，对此也已经渐渐习惯，你们爱怎么说怎么说，我们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
就是这么简单。
第一回大家还是有些要脸面，第二回就相对轻松自在多了。
关键，对方的控诉目标是官府，而不是针对某一个官员。
但如果从双方的诉讼状来说，其实这场官司与官府是毫无关系的，但这一番问下来，却处处充斥着官府的身影，反正被告方几乎将所有责任全部推给官府。
你说我的当事人多收税，问题是官府也是这么收的，各种折算、支移，我不根据官府的来算，难道自创税法吗？
这要不找官员来问问，只怕这官司都审不下去。
但控辩双方的耳笔，都不主动要求传官员出来问话。
这范镇虽然当耳笔不久，但他是当了几十年的官，可是非常老练的，既然他告得是扑户，他肯定就是盯着那些扑户，到底官府并未对他的当事人造成直接的伤害，如果他传官员上来问话，不但会节外生枝，会令整场官司都变得非常复杂，也会令他诉讼，变得杂乱无章，观众都会纳闷，你到底在告谁？
同时还会让人猜忌他的意图，是不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但他对于李敏他们将责任转移给官府，也从不提出任何质疑，不管李敏怎么转移，因为李敏只是转移，并不进行反驳，这责任总是在那边，双方看似是针锋相对，但其实是其乐融融。
而对于李敏而言，他们是有足够的证据将责任推给官府，官府屁股上那一堆屎，谁还看不见么，那么不传官员上来问话，对他其实是非常有利的，至少官府就没有反驳的机会。
既然原告都不传，那他就更加不会传了。
张斐是非常清楚双方的心思，但对于他而言，要不传一名官员上来问问情况，他这判决就没法判，于是他主动传一名官员上庭来。
这官员名叫李思文，是一个监当官，这种监当官属于财政最底层的事务官，多半还都是差遣官。
根据宋朝的制度而言，这种差遣官是有权力的官员，但是由于他们是属最底层的，干得全都是一些脏活累活，是比较低贱的，也就比吏好一点，这一般科举出身官员，是不愿意当这官，导致很多监当官都是从外面雇来，或者是将吏升上来，这里面也是鱼龙混杂，
但他们也是掌管事务最多的官员，这州县内所有税收、库藏、杂作、专卖全都是他们在管。
他们也就构成了北宋最为庞大的财、税官僚队伍。
而这李思文，就是专管扑买场的监当官。
“本庭长今日传李监务出庭，主要是了解清楚，官府这个扑买税制度。”
张斐是非常认真地问问道：“李监务可否说说，为什么官府会将一些墟市的商税，甚至一些乡村两税拿出来扑买？”
李思文回答道：“这因为是那些地方都非常偏远，官府暂无人力，在当地建立监务来征税，就只能采取这种方式来进行征税，而且对付官府而言，这是既省钱，又省力，一举两得的办法。”
张斐又问道：“那么官府是采取通过怎样扑买方式，将这些税卖出去？”
李思文回答道：“我们监务是采取实封投状法，也就是扑户将自己的价钱写于状内，然后封口上交，以价高者得。”
张斐稍稍点头，继续问道：“在竞价之前，官府是否会给出一个底价？”
李思文点点头道：“一般是会的。”
张斐问道：“那不知官府是如何计算这底价的，就比如说这扑买税。”
李思文突然谨慎地瞧了眼张斐，思忖一会儿，才回答道：“官府是根据当地往年的税收，以及当地的户口数、田亩税来进行评估，最终给出一个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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