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诶，环洲公，时行方才不是说了么，昨日那是一时未曾想清楚。”申时行转过身，笑吟吟地对吴兑道：“幸而为时不晚，您说是吗？”
吴兑被他这副态度弄得没脾气，心里虽然怀疑，但也只能点头道：“元辅言重了。”
申时行见逼得吴兑闭嘴，又环顾众阁老，问道：“还有哪位阁僚持异议吗？”
众人下意识看了皇帝一眼，见皇帝笑眯眯的圆脸无比和善，都知道此时持异议纯属没事找抽，自然都肃然沉默。
朱翊钧果然很是满意，尤其是对忽然改弦易辙的申时行申元辅，那更是满意之至，连连冲他点头，然后道：“好，好，好，内阁既然都认为务实此来为凯旋，那如此大功总该有个凯旋式才对……申先生，内阁对此是不是也该安排一下？”
申时行反应很快，立刻回答道：“既是凯旋，按理说的确可以郊迎……”他说到这里顿了一顿，显然在等什么。
朱翊钧明白他的意思，笑着道：“朕自然是要亲自去的。”
这个态度申时行并不意外，坦然道：“那就只有另一个问题了：寻常凯旋都是大军得胜归来，气势恢宏，震慑四方。但如今，高司徒却只带了自家五百家丁回京，这点人马可不好办郊迎呀。”
朱翊钧怔了一怔，心说：倒是忘了这茬，可务实只带家丁回京是有用意的啊，这事却不好办了。
高务实自请辞去蒙元经略而只带五百家丁回京，外界都以为他是故意尽早放弃军权，以证明自己别无二心，是为了像皇上表明态度。
其实不然。高务实判断，朱翊钧并不会因为他正掌握着六十万大军就怀疑他什么，这和朱翊钧历来的思维完全不符。这位万历天子的特点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他既然之前敢把六十万大军交给自己，就表示他没有这方面的担心。
本来嘛，大明朝的文官纵然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的确没有哪个文官玩造反，皇帝也从来没有担心过这一点。为什么？因为制度。
从太祖定下的制度而言，文官本身根本就没有领兵的权力，即便于谦之后兵部实权大大增强，然后逐渐使得文官凌驾于武将之上，并一步步开始获得军权，但有一点必须明确：有明一朝的文官掌兵，至始至终都属于“临时举措”，其合法性严重依赖于皇帝的圣旨。
基本上可以这样理解：大明朝的武将们从制度上而言一直是直属于五军都督府的，而五军都督府理论上只对皇帝负责，故皇帝本人才是大明朝的最高军事统帅。
然而土木之变后，大明朝廷对于皇帝御驾亲征这种行为小心到了极点，刨除完全不管身后名的正德帝，其余皇帝都无法真正直接统辖全国武将，而勋贵们又早已不能打，这就只好让文官们代表皇帝去统管较大范围内的战事。
不止是经略，即便是总督，本质上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才得以设置。故高务实这个蒙元经略的权力虽然巨大，统辖的兵力恐怕占了全大明一半以上、九边的三分之二，但只要皇帝一道圣旨下去，这兵权说收也就收了。除非……前线所有将领都跟着高务实造反。
朱翊钧早已通过种种迹象认定高务实并没有造反的意思，也不认为前线将领都疯了——这群人的家眷子女全在关内，甚至大部分就在京师，他们造反图什么啊？东厂和锦衣卫虽然不如开国早期，但也不至于如此大规模的阴谋都发现不了一点蛛丝马迹。
其实高务实这样做的目的不是给皇帝看的，他是给朝臣们看的。更确切的说是为了堵住某些人的臭嘴。
朱翊钧正是因为看懂了高务实的意思，所以申时行这样一说，他才会觉得为难。不过他想了一想，觉得事情也不是没有办法可想，只是这办法最好不是自己说出来。
“嗯……申先生言之有理。”朱翊钧点了点头，皱眉环顾众阁臣一眼，问道：“列位先生可有良策教朕？”
吴兑和梁梦龙对视一眼，默契地选择了先观望一下。他们两人都觉得今天的气氛不对，尤其是申时行的表现与昨日在内阁时完全南辕北辙，这其中不能排除他和王锡爵又有了什么新的谋划，因此暂时最好不要轻举妄动，且看对方如何出招再说。
然而申时行和王锡爵还没“出招”，王家屏忽然开腔道：“此事易耳。”
他忽然跳出来，虽然让朱翊钧有些意外，但还是客客气气道：“请教王先生高见。”
王家屏是隆庆二年的二甲第二名进士出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参与修国史。朱翊钧登基后，王家屏又晋升为修撰，充日讲官，负责给朱翊钧讲论经文和治道，因此朱翊钧称呼他一句“先生”是完全合理的，他要说话朱翊钧也不能不客气请教。
王家屏是个正经的旧理学中立派，他本质上丝毫不想参与实学与心学之间的党争，因此一直以来都表现得比较就事论事。当然，由于高务实本身就是个实干派，王家屏平日里站在高务实一边的时候相对要多一点，这也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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