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二十年秋天当真是多事之秋，首先爆发的灭元之战刚刚开打，西南的杨应龙便趁势举兵造反，紧接着东南赋税重地又出现了漕军哗变暴动。
而接下来，三个方向上的战况都谈不上理想。先是伐元的几路大军走了好远都没找到图们大军的去向，甚至整个察哈尔部近四十万人全部不知所踪。
本来察哈尔部的大队伍是可以找的，不可能没有任何蛛丝马迹，但大军出征在外的主要任务毕竟是找到察哈尔军主力决战，因此各部人马都只能以此为目的来继续作战。
然而这个目标实际上也没能实现，在方圆千里这么大的范围内，察哈尔骑兵完全可以依靠高机动性从几路大军的缝隙之间来去自如，最终明军还是让察哈尔部金蝉脱壳，成功溜走。
唯一的战果大概就是收复了失地，将包括察哈尔汗庭察罕浩特在内的广大左翼蒙古草原全盘接收。这个战果如果单从“开疆拓土”来论，那几乎可以称之为盖世奇功——开疆拓土的面积相当于北直隶与山西之和。考虑到对手还是大明从建国至今一直以来的头号大敌蒙古，这功劳不给个国公都说不过去了。
然而，大明朝廷并非傻鸟开会，蒙古人的地盘和大明的地盘是两回事。人家又不是种田的，今天走了明天就能回来，草原依然是那个草原。中原相争可以割了对方的谷子小麦，但对于蒙古人，你能把他们怎样，割完大草原吗？
别看玩笑了，就算烧荒都烧不干净，没听说过“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么？人家不走的时候，你跑过来烧一把野火，那倒还能让他们的马匹牛羊今年秋天难以长膘。可现在人家摆明了今年不在这儿牧秋，这把火烧完等到明年开春，由于无机养分的滋润，草地没准生得比以往更好了。
而且这个道理并不难懂，虽然明人不知道无机养分是个什么玩意儿，但相似的道理但凡是个种田的都明白。在没有化肥的时代，很多农民都会把水稻等农作物的桔梗烧掉用于肥田，这就是个不能更普通的常识，前世高务实小时候在农村见得多了，这一世在新郑、在广西都一样见过无数。
所以，只要察哈尔大军未被歼灭，这场仗就不算完。哪怕现在朝廷得到的最新消息表明图们汗可能跑去了土默特，原先的“察哈尔草场”被官军全面占据，那也算不得什么切切实实的胜利。
不过，朝廷虽然懂得这个道理，但似乎有很多人并不懂。比如京师的多家报刊都登出了头版甚至号外，大肆宣扬官军已经彻底占据左翼蒙古草原，已经将残元逼入死角，不得已跑去了大明金国——也就是土默特辖区。
按照他们的说法，这波啊，这波是察哈尔不得已要和土默特拼个你死我活了，大明虽然是土默特的宗主国，但完全可以坐山观虎斗，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这些报刊当然不是真这么幼稚，这么做只是因为他们背后的资本集团就是海贸同盟，甚至就是京华本身。所谓屁股决定脑袋，那当然是能吹一定要吹，不能吹创造条件也要吹。
这样一来，寻常京师百姓不知其中原委，真以为塞北形势一片大好。尤其是当他们听说辽东军萧如薰部甚至无需参与追击，而是返回了察罕浩特驻防之后，更是引得不少京师民众在家门口放起了鞭炮以示庆祝。
这样的情况也被东厂报告给了宫里的皇帝陛下，朱翊钧听说后倒很沉着，不喜不忧地想了想，道：“虽未全胜，毕竟攻占察罕浩特确系事实，百姓欢庆也在情理之中，朕不必干涉。”
皇帝有这样的态度并不奇怪，毕竟这场仗本就是他中兴大明理念下的产物，现在虽然这场仗远远谈不上打完，但民众支持总比反对好得多。毕竟，这在无形中也是为他增添威望，他没有理由反对庆祝。
然而心学派方面对此就很紧张了，漕军暴动这么大的事，居然都没让皇帝停止支持高务实的伐元之战，更别提将他召回，这显然不符合心学派的利益。如今京师百姓又被报刊忽悠得以为胜利在望，这就无形中给所有人定格了一个思维框架。
什么思维框架？这框架就是：大明伐元马上就要大获全胜了，谁在这个时候唱反调，那一定是卖国贼。
这显然令心学派官员都有些难堪，因为自从漕军暴动以来，在朝廷里鼓吹“攘外必先安内”的官员几乎都是心学派的人。这些人一直主张应该把伐元之事暂且按下，先把东南的漕军暴动和西南的播州之乱平定下来，等内部无事再去灭元不迟，此所谓“处中国而治万邦”是也。
然而京师百姓现在这样一搞，心学派方面就很被动了。原本他们这些所谓“道德实学”派的官员之所以能在朝廷立足，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有不小的舆论支持——甭管这些舆论是怎么来的，反正是有的。
可是事到如今，京师百姓都相信了伐元之战胜利在望，谁在这时候跳出来反对，让覆灭残元功亏一篑，那必然成为大明的罪人、天下的罪人，走到哪儿都得被人戳脊梁骨，这就太糟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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