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举例说，就好比现在大家都知道海关税的重要性了，但如果没有之前的开关，没有京华大笔投入建设海港，没有建立舰队打击海盗、逼迫沿海私商放弃走私入境为“良商”的话，那现在一年能收的银子，可能也就还是之前那十来万两，怎么可能翻了将近三十倍？
步调要一致，指的是实学派内部要保持团结，推行政策的时候要能齐心协力，而不是互相扯皮拖后腿。
这一点看起来有些像高务实要树立个人权威，但其实他的出发点还真不在这。整个派系团结起来做某件事的时候，除心学派之外的其他派系或无派系官员哪怕持不同意见，也一定不得不斟酌一番。
甚至就算是心学派，通常也不会很乐意与实学派发生激烈的冲突，这一点在申时行当政时期是非常明显的。当然，王锡爵回京之后，心学派的作风有日渐转硬的趋向，不过也没有完全变化罢了。
言归正传，两署十三司中除了两位侍郎和各司正副主官之外，其余具体负责办事的官员清一色由举人身份的候补官员充任，基本都是八九品的小官。
这些官员人数虽多，俸禄倒不高，吏部来高务实这里商议，本身也只能算走个过场，毕竟高务实自己设立的机构，不可能不管饭。
兵部这边的情况则麻烦一些，因为相较于去年和今年，他们为明年做出的财政预算提高了着实不少，梁梦龙亲自带着四位侍郎中的三位同来，便是让三位侍郎分别说明——戎政侍郎不必来，因为京营现在是生产建设兵团负责出钱出力，户部不插手那一茬。
兵部来商议预算，规格很高，排面十足，但其实归根结底来讲，花钱变多的原因主要出在高务实早有预计的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当然是战前储备。大明明确态度要一举覆灭残元，这事已经有好几年了，由于之前皇帝态度坚决并且发力过度，甚至还闹出了西北之乱。
不过在高务实平定了这次叛乱之后，皇帝干脆把财务工作交给他来办。让他干财务，当然不是让他否决这个国策，而正是让他更好的执行这个国策。
昔年永乐朝，成祖五伐漠北时，以那样雄厚的国力也要进行战前储备，何况当前？更何况此番大明还不是以驱逐察哈尔蒙古人为目的，而是要直接连锅端，这需要储备的力量显然会更多。
永乐朝的时候虽然已经有了火器部队，但当时的火器与现在不能比，火器部队在军中的比重也不能比，于是消耗自然也就更不能比。
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自俺答封贡以来，大明从土默特购入的战马已经越来越多，朝廷的军马存量年年上涨。战马的消耗与驽马不同，非战时的食物虽然不需要顿顿喂精饲料，但隔三差五还是得喂一些以免掉膘或体质变差。
然而对于大明而言，还有更麻烦的事：精饲料固然价格贵，但如果吃草，也需要更多的马场才行——前者还能花钱解决，后者反而是更大的问题，因为大明的马场并不多。
如果九边只是如以前一样，拢共才几万骑兵，那草场的压力还算不太大，基本能将就过去。可现在的局面早就不比当年，封贡十八年了，大明九边的骑兵已经差不多有十几万，战马存量高达三十多万匹，什么马场经得住？
就算前次高务实拿下大宁，获得了部分关外马场，而后又在辽南之战后获得了辽河河套马场，但也供应不起这三十多万匹战马——何况也不能把骑兵全放在这两处啊！
这样一来，饲料方面的缺口日益成为让朝廷头疼的老大难，直到高务实在辽东推广玉米并获得成功，才算看见了解决之道。
不过这样一来，问题又转回去了。玉米的种植并非军屯，乃是号召当地战乱流民和普通百姓种植的，其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开荒得来。按照当时高务实给出的政策，开荒所得归开荒人自己所有，且三年免征。
也就是说，朝廷喂马虽然可以用玉米，而玉米本身也极其适合喂马，但所有的这一切都需要花钱，得从玉米地所有者手中购买才行。
大多数玉米地的三年免征之期都还没过，兵部要用玉米喂马，就不得不拨付更多的银子，而兵部本身也没剩下什么财权了，一切都得找户部来买单。
这笔钱高务实倒不打算省，只不过看了看价格，他还是有些皱眉。后来他便提出了一个建议，就是由兵部出面建议皇帝给辽东下旨，要求辽东开辟更多的玉米地。
反正辽东盐碱地太多，那些地种粮食的产量着实让人头大，而北海道水稻方面的推进工作虽然正在加速，却水稻这种精粮的种植难度更高，也没有玉米推广起来容易。
除了辽东外，他还建议北方地区都可以利用闲地种植玉米，甚至某些不算闲地但种麦子产量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也同样可以改种。
按照他的想法，当前玉米的价格虽然比米、麦便宜，但便宜得也有限，应该还是占了“吃新鲜”的光。只要继续扩大玉米种植，等总产量上来了，这东西的价格肯定要随之下降，成为一种商品性不如维稳性重要的粮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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