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务实的自号似乎有些难产，京中热议了好几日，也未曾见昭回靖恭坊有何回应。这让吃瓜群众们有些失望，也不知道高司徒到底是在打什么主意。
然而再过了两日，尚书高府忽然传出了另一个消息：宅府扩建。
据说成国公将原属于他的尚书高府以北的两处宅子卖给了高司徒，高司徒一合计，干脆把这两处宅邸和高府圈在一块儿并重新修建一番。
随同这一消息一并外传了另一件事：高司徒打算在这座新府邸中建一座中西合璧的新楼，为此他甚至特意去宫里见了皇上，向皇上禀明该楼的建筑风格大异于国朝制式，请皇上特许通融。
高司徒怎么和皇上说的没人知道，但皇上的确很快下达了一道圣旨，特许高务实府邸“试验建筑新法”，该处建筑“除龙形、歇山、兽数等制仍禁”之外，“不受成法所拘”，以示“朕宽和求新之意”。
不过可能是为了避免民间混乱，皇帝最后还是加了一句：“法以此宅为限，官员士民等仍依成制，不得擅更”。
修个房子还要皇帝特别批准？没错，像高务实这样修房子，没有皇帝批准还真不行。中国至辛亥革命以前，一直都有着非常严格的等级制度，如果逾矩了，无论你是一不小心还是蓄意如此，那都是要受到朝廷处罚的，轻则杖责罚款，重则人头落地。
要知道在古代不仅人与人之间有等级，就连建筑也要按照其所有者的身份和地位建造。后世将这种制度称为“中国古代建筑等级制度”。这玩意儿最晚出现在周朝，一直延续到了鞑清末期，大概可以把辛亥革命看做结束日期，前前后后共存在了两千多年，是古代最重要的制度之一。
而有明一朝的建筑样式，上承宋代营造法式的传统而无显着变化，但建筑设计规划以规模宏大、气象雄伟为主要特点。明初的建筑风格，与宋代、元代相近，古朴雄浑，中期的建筑风格偏向严谨，而到了嘉靖末年以后，建筑风格则趋向繁琐——当然也可以说是越来越精致。
明式建筑在第宅等级制度方面一直都有严格的规定。比如一二品官员之家，厅堂五间九架，下至九品官厅堂三间七架；而庶民庐舍不逾三间五架，禁用斗栱、彩色。
洪武二十六年又加了些具体定制：比如六至九品官厅堂三间七架，正门一间三架；庶民正厅不得超过三间五架。到了洪武三十年又重申：房屋可以多至一、二十所，但间、架不容增加。正统十二年时总算稍作变通，表示架数可以加多，但间数仍不能改变。
所以有明一朝的住宅等级制度主要是限制间数和架数，至于建筑层数，则可因地制宜。嘉隆以后至如今万历十五年上下，大明的住宅很能表现后世所谓明代建筑的特点，那就是典雅稳重，做工讲究，装修精美，雕刻和彩画细腻而雅净。
其实“建筑”在此时可以分为四大类建筑，分别为都城建筑、宫殿建筑、住宅建筑、宗教建筑。高务实此番重建府邸，当然属于住宅建筑。
住宅在古代不仅是居住场所，而且还被视为宅主身份的标志。唐、宋时期朝廷对官员及庶民的住宅形制已有一定的限制，但还比较粗略宽松，例如宋代规定六品以下的官员不能在宅前造乌头门，庶民屋舍只许进深五架，门屋只许一间，不许用飞檐、重拱、四铺作、藻井和五彩装饰等。
可以看出，这时的重点在于区划官员和庶民之间的身份差别。到了明代初期，对住宅的等级划分就更加严格了，比如官员造宅不许用歇山及重檐屋顶，不许用重拱及藻井等——根据朱翊钧的这道圣旨，高务实的新府邸没有重檐、重拱和藻井限制，但依旧不能使用歇山顶(注：明代只有皇室和一定级别的宗室可以使用歇山顶)。
这些限制在宋代原是针对庶民的，如今已针对品官了，这就意味着除皇家成员外，不论你官位多高，住宅不能用歇山顶，只能用“两厦”（悬山、硬山）。
此外，又把公侯和官员的住宅分为四个级别，从大门与厅堂的间数、进深以及油漆色彩等方面加以严格限制。至于百姓的屋舍，则不许超过三间，不许用斗拱和彩色。
不过话又说回来，大明朝的规矩虽然贼多，但到了隆万时期，逾制的现象已经十分普遍。当然，这种逾制一般而言还是有些“讲究”，至少民间还没有人花样作死到在自家梁柱上雕镌五爪龙形，一般来说的逾制以超过间数为主。
这其实是可以理解的事，比如某豪富之家，家里碰巧这近几代没有一个当官的，但他家又特别有钱，这时候你要求他家只能有三间房，这就的确有些过分了不是？
高务实的新宅邸之所以得到皇帝的特许，一来当然是因为他这个人在皇帝心目中比较特殊，二来也是因为他呈上的建筑设计图的确很新颖，实在很难用旧有的规制来衡量，而这其中又以他的主屋为最。
在皇帝看来，高务实似乎特别喜欢楼宇，有了如今已大名鼎鼎的白玉楼还不算，这处新宅邸的主屋居然又是一栋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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