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中没有单独为申用懋立传，不过这不意味着他就真的平庸。
在他当兵部侍郎的时候，就建议在昌平、通州、易县、霸县四州设立四辅，宿重兵以卫京师——大抵算是建立北京军区，扩大首都防御纵深的意思，这一点在后来的战争中被证明是有效而且及时的。
他还广开北京附近的荒地，疏通水利造福老百姓——不过这事估计他将来没机会了，因为早在十多年前高务实就曾经就此给高拱提议，然后在高拱时代就已经对京师附近的水利设施搞过大工程，现在永定河患问题基本解决。
不过这可以看出申用懋的战争方略：稳重防守，同时搞好国内经济，战争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大明的优势在于根基厚，把握好这些优势慢慢拖，拖也能拖赢。
别看这个思路看起来平平无奇，可是要知道，他提出这些的时候是崇祯二年左右。那时正是大明还不算病入膏肓，如果能小心滋补，说不定还有救。
事实上后人对这个没干几天的兵部尚书还算颇为推崇，比如清朝的陆应旸在《樵史演义》里就说：“极要紧的，莫如真正边才。这真正边才，一时有得几个？只有孙承宗、熊廷弼、申用懋、范景文这四个官，文能安邦，武堪定国。只怕朝廷不用，就用了，只怕不久。
……己巳年间，朝里官员见明君登极，比前不同，你一本，我一本，荐那范景文、申用懋才堪大用。”
不过很可惜，崇祯这位圣君宛如得了政治臆症，看谁都像叛徒。他拿已经做大的武将没什么好办法，但杀大臣倒是很利索，眨眨眼就能决定下来。
于是崇祯这一朝，内阁辅臣走马灯似的换了五十个；而在十四个兵部尚书中，王洽下狱死，张凤翼、梁廷栋服毒死，杨嗣昌自缢死，陈新甲直接斩首……什么叫伴君如伴虎，这就是了。
不做事，要死；做事，皇帝又起疑，也要死。既要做事，又要让皇上有安全感，这就难上加难。
申用懋最后的结局是：兵部尚书申用懋，革职查办。
革职查办，这个惩罚在眼下的万历十五年来说，完全算得上非常严重，但申用懋被革职查办的时候，这个惩罚却是所有崇祯朝兵部尚书里下场最好的一个了。
没有牢狱之灾，也没有砍头之痛，甚至死后还赠了太子太保。他革职之后回乡，书、文、人品都被称颂，还治了一方颇为出名的砚台。不仅做到了独善其身，还把一个吴文化搞的风升水起。
这份影响还挺管用，李自成进京拷掠百官时，也抓了申用懋的儿子，以为宰相、尚书的后代一定有钱。不料意外发生了，不知道是由于申用懋清廉名声在外还是什么别的原因，总之最后只是打一顿就给放了。
这样的文臣，说实话在那个时代已属罕见，因此高务实虽然是心学派的政敌头子，但对申用懋的态度却还不错。
不过，申用懋今天和他路遇却不是真正的偶遇，他是奉了父亲申时行的命来和高务实说明情况的。
情况无非也就两点情况，一是南京的弹劾风潮并非他和王锡爵的指使，现在他们二位已经在着手控制了；二是李成梁涉嫌向察哈尔售卖火药等违禁物资一事“疑点重重”，他认为其中有很大可能是布日哈图的反间计，建议高务实“明察秋毫，审慎处置”。
话说得虽然好听，但高务实知道，申时行这次的传话实际上相当于求和。
按道理说，南京的言官也好，其他官员也罢，弹劾谁都是他们自己的自由，甚至是他们的责任。对于这种事，不管是高务实也好，申时行、王锡爵也罢，都无权干涉。
当然，道理只是道理，现实却是现实。两位阁老不仅干涉了，还提前知会了高务实，原因当然是要消除误会，让高务实知道他们并不是要力保南察不失。
不保南察，如果连李成梁也不保，那就不是求和，而是投降了。所以申时行的第二个口信就是在倒卖火药一事上向高务实表态：李成梁我是保定了。
一软一硬，看起来申时行并不亏本，这不应该是求和才对。
其实不然。
南察也好，火药案也罢，本身都是心学派吃亏而实学派肯定要赚的事，申时行如果实力足够，应该两边都保住，这才算是和实学派打了个平手。
但申时行知道这是做不到的，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于是就有了申用懋和高务实的偶遇。所以实际上这就是一种被逼无奈的求和，否则一旦高务实出现“误判”，搞不好两头都要拿下，那心学派就很可能要吃大亏。
刘馨听完高务实的解释，不由笑道：“看你这么开心，莫非申元辅现在的反应正是你希望看到的？”
高务实坦然承认：“不错，这正是我要的。”
刘馨就有些好奇，问道：“为什么呢？如果拿下李成梁，将来对察哈尔一战的功劳你不就独得了？”
“我不缺那点军功，真的。”高务实叹了口气：“刚才不是还说了吗，再过几年丰臣秀吉被逼得不行就只能发动战争。你琢磨到时候打了起来，一听说日军头一波入侵朝鲜就是二十万大军，皇上第一个会想到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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