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务实的话当然没有说完。刚才这一通分析主要是告诉与会诸公，当初朝廷默许土默特势力名为藩属，实则自治的原因，但是现在的情况与当时已经出现了一些变化。
《易》为高务实的本经，而他对《易》的终极理解就是：世界永远在变，我须随之而变。
道理简单，但真正的难点在于“随之”。
你要想做到“随之”，意味着你首先要知道这世界在朝什么方向变化，此刻已经变了哪些，变到了什么地步，之后还会怎样变化，分几个阶段，每个阶段变化多少……等等。
只有认识到了以上这些，你才能充分“顺应天道”，“随之”而变，而不是逆天悖命，自寻短见。
所以，当与会诸公自以为理解了高务实的意思，高务实就必须告诉他们：之前只是告诉你们当时的条件是怎样的，朝廷因此只能如此这般。然而现在，让我们看看局面已经起了哪些变化。
首先，双方在力量上的差距已经进一步拉大了。这一点好解释，当初俺答封贡时，俺答汗虽然没有能力重创大明，但袭边扰民的能力是有的。而他之所以敢不断地袭边扰民，根源在于大明是真的没有能力重创他的主力，也没有能力千里防线处处固守。
说直白点，大明当时既没有能力攒出一支能对土默特搞“以骑制骑”的强大骑兵，也没有足够的国力或者科技优势，能以步兵强行推进、建立据点、蚕食草原的能力。
在这一点上，第一个关键时间点就是漠南之战。漠南之战后，明军在军事上展示了火枪刺刀空心方阵“以步制骑”的强大威能，在政治上又将把汉那吉这位铁杆明粉扶上了顺义王大位，从此开始在政治上逆转攻守之势，也开始逆转双方在关键战力上的态势。
也就是说，自漠南大战之后，大明在政治上拥有了号令土默特的地位，也就意味着原本受土默特制约的其余部落——如鄂尔多斯部、青海土默特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必须服从大明，不得动辄袭边扰民。否则，那我就让土默特去摆平你们。
从这一时期开始，大明与土默特形成了优势互补：大明开始获得越来越多的马匹补充，逐渐扩大了原本颇为精贵稀少的骑兵部队，而土默特获得了稳定的粮食与生活物资补充，抵抗天灾的能力逐步增强。
同时，因为这些马市贸易在蒙古方面全部由土默特的顺义王掌握，顺义王对臣服于他的诸部也拥有越来越牢固的话语权——这意味着，土默特的政治架构开始由蒙古式的“谁拳头大谁发话”开始朝“我分配利益，所以我说了才算”的模式转变。
这可以理解为土默特或者西蒙古的政权形式由“部落武装论大小”的军阀架构，逐步朝“利益分配权”决定论的文官架构转变。
那么问题来了，顺义王手里这个至关重要的马市贸易利益分配权，本质上是从哪来的呢？毫无疑问，是从大明这儿来的——是大明给了你顺义王马市贸易的利益分配权，有效支撑了你的王权。
既然如此，我大明可以给你这项权力，自然也能收回这项权力。前提只有一个：大明有能力在剥夺你此项权力的同时，有效防范你可能的军事报复。
那么，大明有这项能力吗？是的，通过俺答封贡后三十年的此消彼长，大明不仅在“以步制骑”方面比之漠南大战时更进了一步，而且还建立了强大的骑兵部队，“以骑制骑”也不再是幻想。
这就意味着，土默特对大明的军事威胁几乎已经下降到了近乎于零的历史低位，而大明则在原先的强项上变得更强，原先的弱项上获得补强，步骑两军种都能稳赢土默特。
在这种情况下，除非大明强令土默特自杀，否则土默特都只能听从大明号令，决计是不敢有什么反抗之心的。
力量差距的拉大，意味着土默特已经处于完全被动的战略态势，而其次，则是土默特对大明的依靠随着小冰河期带来的灾害日益频繁和严重，变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不可或缺。
在原本的历史上，这个时间段正是努尔哈赤崛起的阶段，而后世不少人往往忽略一点：努尔哈赤之所以能顺利吞并女真诸部，与当时蒙古、女真都面临小冰河期灾害压力也是强相关的。
因为灾害，蒙古也好，女真也罢，生存压力都堪称巨大，而且是一年比一年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第一选择都是去抢大明，但大明刚刚打完三大征，余威尚在，实力也还没有特别明显的下降——除了辽东。
因此，当时大明北疆虽然都受到入寇的压力，但却只有实力大损的辽东出了比较大的乱子——即李如松战死事件。不过，李如松战死虽然影响不小，可是很快由于努尔哈赤的崛起，大明开始有了以夷制夷的先决条件，于是花钱买蒙古人与女真对抗。
彼时，土默特因为有俺答封贡创造的马市贸易，选择依靠从大明交换来的物资硬抗，也就是内部解决灾情难题；察哈尔没有马市贸易，只好接受大明的“佣金”，去找努尔哈赤的麻烦——即林丹汗给努尔哈赤写信威胁，最终导致后金斩杀蒙古来使，双方事实敌对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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