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大夫的话听听也就算了，他身在朝中，消息灵通，说不准这是他自己的意见还是从旁人那里听来的。
中规中矩，科举官一般都是这种出路。
后来科举盛行于世的时候，划分的更为细致。
三甲会进入翰林院供职，多数都属于清流官，陪着皇帝宴饮玩乐，邀得圣宠之后，前程远大。
而且那时科举官已然掌握了朝堂大权，所谓的清流更是其中的中流砥柱，翰林院出来的科举官会得到当今这些进士难以望其项背的支持。
身份政治在那个年头已然盛行的不得了。
大家见了面，叙的不再是家世，而是你是几几年的进士，位在几等，座师，房师为谁，同年之中又有哪些名人。
这些问题回答出来，那你的派系以及所持的政见，谁是朋友，谁是政敌也就基本固定了，这就是后来的清流，至于他们是清是浊，你自己琢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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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之事至此告一段落。
声势不大不小，最为引人注目的其实还是京试之前那场论辩，在关西文坛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之后波及南北。
论辩的内容涉及众多，文人们听闻此事，有样学样的开了不少文会，论政之风渐起。
朝廷以及各地官府的开明形象得到了很好的宣传，这在唐初是极为难得的一件大事，用后来人的话说，就是巩固了大唐的统治云云。
至于大唐第一批进士的诞生，贵族文人们最为关注的还是他们的去向。
至于杏林宴，殿试种种，是街头巷尾的百姓们最喜欢谈论的话题，上层人物们却不很在意。
那都是朝廷宣扬科举应试的手段罢了。
其中更加深刻的意味才值得琢磨，从去年开始的科举大考，到了大唐元贞五年六月，将近一年的时间，其中有着诸多的纷扰。
为此流了很多的鲜血，丢冠罢职，乃至于流放的人也不在少数，一桩桩一件件，都表明了一件事。
朝廷推行科举的决心非是前隋可比，那么对于贵族们极为有利的察举制度又该何去何从呢？
会像前隋废除九品中正制那般明令废弃吗？
在这件事上，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
而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殿试之后，被点为状元的孙伏伽的那篇文章传出之后，他所持的政见便得到了大部分人的赞同。
唐初时节，融合了旧有贵族豪门势力的新的贵族阶层正在迅速形成。
以前那种由五胡入主中原所产生的胡汉对立，交融局面，最后在前隋统一天下的基础上，形成了初步的全面融合。
鲜卑，匈奴贵族居于金字塔尖，汉人辅佐，成为统治阶层的中坚力量的格局在隋末战乱中被彻底打破。
到了唐初，鲜卑世族纷纷势弱，胡汉融合趋势进一步加剧，汉人文明的强势期再次来临。
在这样一个时期，大唐的统治阶层焕然一新，大有海纳百川，兼收并蓄之势。
而选才之制的改革，正是这个阶段的成果之一。
触动了贵族们的利益，却并非没有妥协的余地，孙伏伽的文章能宣之于众，就说明了这一点。
关于这种人事选拔制度上的纠缠和妥协，碰撞和较量，显然会存在很长一段时间。
主要看的还是科举能不能按照朝廷的规划和预想就此继续举办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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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间，李破下诏。
新科进士将由吏部进行为期半年的考察和培训，于六部轮转，考察他们的才能和品德，年底授官。
其中一部分其实还要被分散到京兆各县轮换，差不多就是一个岗前培训的过程。
和后来的科举官其实差不多，都要从一些低级的职务干起，一来是考察，二来则是让他们熟悉官场流程，并没有太多特殊的样子。
就是比后来明确了许多，又在京师把人留了一下，算是给新科进士们一个不错的机会，让他们可以在京师扩展一下眼界和人脉，其实是一种变相的优待。
当然了，你在京师的这一段时间里，没有表现出足够的才能，或是道德上有所缺失，那也不用废话，授官之时有你好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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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之事一过，礼部和吏部松泛了一些，可还得接着着眼于今年七月举行的乡试，有鉴于去年乡试比较混乱，今年就又查缺补漏，推出了不少新的举措。
比如这次各郡县士子都要到道中应考，郡中不再有此权力，而考中举子的数量，也顺势成为了郡县官员们的考绩之一。
你要是再想着挖门盗洞的以人情来推荐应考士子，那就要考量一下自己的年终考绩问题了。
如果被推举的士子过于拉胯，很可能还会受到道中的问责。
实际上，很快朝廷就又会重新划定科举分级，堵住郡县官员推举应考生员的漏洞，只是鉴于如今读书人不多，从而推迟了此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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