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间，北方渐渐进入盛夏，雨水多了起来，前些时剑拔弩张的河南进入到了诡异的平静期。
因为南方更早进入雨季，道路泥泞难行，周法明先积粮草，后整大军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遭遇了困难。
不过前往洛阳，潼关，弘农，甚至是虎牢，郑州查探的梁军斥候还是逐渐多了起来，显示出梁军并未放弃与唐军在河南较量一番的战略意图。
和兵部的预料差不多，前半年诸侯们都显得非常克制，只是书信往来间，耍了些花样，并未有多少实际上的行动。
趁着这个难得的间隙，李破开始加紧整理内部的步伐。
大将军窦琮，梁州总管李武，益州总管李靖等人都在大力清剿着境内的匪患。
窦琮比较轻松，他带兵巡看关西，与地方上的守军，府兵联合，至今清剿匪患六十余处，捉拿了上百人送到长安受审。
其实这些人大多都是在隋末或是李渊时期，不堪忍受官府欺压而流落在山间的流民，他们在山间久了就组成一个个的寨子，人一多，胆子就大了起来，慢慢也就演变成了地方上的匪患。
慢点来的话，人们渐渐过上衣食饱暖的好日子，愿意为非作歹的人也就少了，那些山寨无以为继之下，地方匪患自然而然便平息了下来。
当然了，率军进剿也没错，刚开始的时候聚众而居的流民也许还想种点田地，抵抗官府进剿，在山间过点不受官府欺压的好日子，并不愿随便生事。
可当他们拿起刀枪，其实也就很难再做回平民百姓了，有什么好东西就去抢夺，那来的多容易？
往日里高高在上的人们被他们掀翻在地，自然感觉痛快无比，往日里和他们一样的平民百姓，则成为了他们任意驱使的奴仆，同样让他们感受到了居高临下的快乐。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在华夏大地上喊了无数年了，说给谁听的呢，反正以当世看来，流民是最愿意传播这个观点的群体。
总之就是这个样子，当隋末官府统治渐渐酷烈，不管百姓死活的时候，人们揭竿而起，组成了很多义军来反抗暴政，或是求取生存的权力。
而当局势渐渐稳定下来，还没有在战乱当中粉身碎骨的那些零零星星的队伍，便沦为了影响地方治平的祸患。
先是招抚，然后进剿，窦琮转了一圈收获颇丰，可这时节的人们都明白剿匪是如今最没技术含量，也没多少功劳可言的工作。
把剿匪当做主要功绩的张须陀，王世充就是其中的典型，受到了很多无谓的攻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剿匪的功劳积累的太多了。
窦琮无奈而又心酸，他向来心高气傲，剿匪这个营生对他来说简直形同侮辱，李渊执政那几年，他是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会带兵追在些苦哈哈的流民屁股后面转悠，真是太丢人了。
但他也不敢怠慢，今时不同往日，窦氏作为陇西李氏的姻亲正吊在半空中不上不下，凡窦氏子弟谁也不敢松劲，他向来敬佩的兄长不也在重伤痊愈之后，立即去押运粮草了吗？
这是改换门庭必须要付出的代价，窦氏子弟不明白这一点的应该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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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窦琮比蜀中的李靖，李武叔侄要轻松的多。
李武自上任以后，便一直在跟汉中的蛮族以及山间的流民较量，甚至于还要提防来自背后的冷箭。
前些时元仁卿被杀，李武借机发难，清剿了一些山蛮，把汉川郡的官员也修理了一番，可以说极大的挫伤了地方势力的实力。
接着他便一边收拢山蛮整编成军，一边借剿匪为名，开始破除那些盘踞在地方上的坞堡。
说起来这些还是当年杨广的首尾，他在看到战火渐渐席卷天下，却又无能为力的时候，给地方的诏令就是建立坞堡，收拢百姓，以抗叛军。
这显然是他在辽东见识了高句丽人在荒芜的辽东平原上建造的坞堡，所以发挥他的奇思妙想，想要移植到烽火遍地的中原来，期待能发挥一定的作用。
他的诏令那会几乎就是一张废纸，没多少人再去听他废话什么，倒是山多的地方还有些用处，比如说川贵地区。
地方豪族们喜欢建一些坚固的圆筒子，既能抵抗山蛮，土匪的袭扰，又能作为居住之所在，因为里面能装不少人，所以他们还能对他们的奴仆以及乡人进行有效的控制。
这显然给豪族们割据地方创造了条件，和关西的流民寨子差不多，战乱时节确实起到了保护百姓的作用，可到了官府想要恢复秩序的时候，它却又成了最为顽固的阻力。
地方豪望大多眼界浅薄，看不到太长远的东西，一旦做惯了土霸王，谁来了他都想当一回地头蛇。
于是乎如何尽快铲除掉这些对官府政令带搭不理，却又觉着自己不含糊，屡屡勾结山蛮给官府找麻烦的坞堡主人就成了梁州总管以及他的下属们一项重要的工作。
三四月间，破大小坞堡四十余个，李武本来还想之前在汉川郡杀伤太过，这次要善抚人心，别弄的治下天怒人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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