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隋末战乱的废墟上重新崛起的大唐帝国，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大唐立国的前十个年头，其实都是在努力平息隋末战乱的余烬。
用文人的话来说，重整山河这四个字应该再是贴切不过，至于向四面八方的扩张，几乎都是出自内部安全的需要。
无论是中原的宿敌高句丽，还是吐蕃，倭国，都是一群极具野心的外敌，在中原帝国遍体鳞伤的重新站立起来的时候，这些外敌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在威胁着大唐的安宁。
比如那会的倭国，看似无害，可它对朝鲜半岛一直垂涎欲滴，同样也是东海之上的海盗最主要的来源地。
那是他们的老本行，海岛好像有其宿命，总是被一些畜生所盘踞，一东一西，交相印证。
当然了，这并不绝对，只是穷山恶水出刁民这个并不算绝对的规律，却在岛民上实实在在的给出了历史性的注脚。
…………
这些年，大唐东征西讨，利用战乱之中锻造出来的精兵强将，摧枯拉朽般击败了除突厥之外的敌手。
与此同时，内部治理上也在齐头并进，于前隋的基础之上，做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举措，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战事上的胜利，鼓舞了民心士气，同时内部渐趋安定，又提供了战争胜利的基石，即便稍有小挫，也完全能承受下来。
内外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成就，让这个新生的中原帝国度过了危险的初生期，渐渐开始步入繁荣阶段。
这样的进程，大唐之前只有两个参照。
一个是前汉，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并延续超过百年的中原王朝，之后的两千年当中，中原百姓都自称汉人，就是因为汉王朝对于华夏有着无与伦比的贡献和象征意义。
另外一个其实就是前秦和前隋的综合体，它们都很短暂，却完成了大一统的功业，并有着鲜明的特征。
魏晋与之相比则太过混乱且得国不正，不论是前隋还是大唐，都有意无意的将其定义为了汉末战乱的延续，与五胡之乱平齐。
所以时人皆称之为魏晋南北朝，这一段时间的故事，在人们的意识当中几乎和诸侯割据的乱世没什么区别。
…………
前方有所参照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大一统的王朝是什么样子，又该如何去做，皆能做到心里有谱。
大唐延续了前隋的诸般国策，走上了中（和谐）央集权的道路，如果说前隋还有着汉时分封制度的影子，那么大唐便已完全摒弃了分封制。
这和李破本人的意愿以及他没有什么亲族有着分不开的关系，在他的意识当中，中（和谐）央集权是封建王朝孕育出来的最契合农业帝国统治的完美制度。
根本不需要进行任何多余的思考，因为那纯属是庸人自扰之举……
如果非要来个“突发奇想”，王莽，杨广之类的例子应该是比较鲜活的反例。
…………
元贞十年年初的这一场大朝，其实是一次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的总结性朝会，在事先的计划当中，李破给了三省六部，以及九寺，几乎所有的中（和谐）央衙署发言的机会。
各部主官也心领神会，先表功颂德，随后对未来做出规划。
于是把此次朝会拉长到了一个令所有人都难以忍受的程度，导致大唐元贞十年的第一次大朝开了先例。
时间太晚，李破暂停了朝会，把三省的主官召进内殿商议了一番，然后宣布今日到此为止，所有参会朝臣宿于宫中，第二日清晨再行继续。
也就是这次大朝开了两日，直到第二日午后才算完结。
不说别人，李破下朝的时候脑子都和浆糊一般，腿脚都有点不听使唤了。
这也怨不得旁人，大朝开始之前，按照惯例都会经由秘书省和门下省审议，然后呈上给皇帝过目的。
各个题目他都亲自审阅过，对这次大朝不同以往之处尽都心知肚明，可真拿到大朝之上，各自的话题进行展开之后，才发觉事情有点不对，却也晚了。
设置的题目太多了，一个个的却又都不好舍弃。
比如说宗教，不用怀疑朝臣们的前瞻性，除了之前对僧道的管制，诸如把终南定为道家祖庭，设置道官，录下道籍，洛阳白马寺为佛教祖地，同样有僧官记录僧籍。
另外就是严禁僧道占用额外的良田，以及接受善信的捐赠等等，这些手段都偏于严厉，限制宗教的意图昭然若揭。
以前长安贵族人家家中多设有观庙，人们也比较喜欢去周围的寺庙道观进香，然后大把的扔下香火钱。
一旦世道稍微平安些，各处观庙各个富的流油，一些僧道还会时常出没于贵族府邸，除了为贵人祈福之外，有些还成了贵族的幕僚，参与起了政治。
汉末以来的时局当中，时常能看到僧道的影子，闹的乌烟瘴气，乱上加乱。
如今经过整治，长安的私庙私观之类，一日少上一日，显然大家都看清楚了朝廷动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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