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李破也知道，去年杀的人多，是因为科场舞弊一案刚结束，涉案的人太多的缘故。
长孙顺德和杜淹等人都为官多年，门生故吏不说遍布朝野吧，也人数颇众，加上些洛阳西迁的人聚拢在他们身边。
他们当年在洛阳卖官鬻爵的事干的多了，到了长安也旧习难改，盯上了朝廷选材的科举，于是事败之下名声狼藉，纷纷就戮。
这属于特例……
实际上从元贞六年开始，即便有长安书院一案余波未平，可秋决的人数已经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因为大唐统一天下之后，大的割据势力不复存在，剩下的是一些不愿放下刀枪的残兵败将，以及为祸地方的山匪流贼。
到了元贞六年，在大唐全力追缴之下，隋末战乱余烬渐熄，送到京师给皇帝勾决的人也就少了起来。
其实后来人还有一个误解，觉着在隋唐之际，什么人被判死都要皇帝亲阅，然后才能进行最终的勾决。
可事实上平民百姓哪用皇帝费心？大部分死罪都是三司一过，就算是定下来了，能送到皇帝手边的都是身份上有说道的人物。
前些年匪首居多，然后就是些逆贼，说的是那些造反的，且有名有姓的家伙，再就是京师和各地犯下大罪的官员。
普通人若非罪大恶极，他们的罪状以及判死文书是去不到皇帝案边的。
现在地方上有督查使司监督，复核地方判案，朝中有刑部，督查寺，大理寺再三厘定案卷，产生冤假错案的几率非常低，不用皇帝怎么费心，只需动动笔就成。
皇帝有权赦免一些人，不过却也需要扎实的理由，臣下们若是不同意的话，李破也不好强来。
他也不会自找没脸，自他登基以来，也就赦免了窦建德夫妇和烧他祠堂的疯子两个半人。
因为疯子只是赦免了其死罪，还是要流放辽东的。
而像是之前他跟温彦博说的，在裁撤河北大军的时候，把窦建德旧部再行清理一遍，以防患于未然。
那些人就不再用他操心了，人死的再多，名字也到不了他的面前。
换句话说，皇帝想杀的人，要么死的惊天动地，要么就是毫无声息，看上去和皇帝一点关系也没有。
找人后账不是什么光彩的行为，像是之前收拾洛阳旧党，即便证据确凿，却还是招惹了一些非议，产生的后遗症还有的瞧呢。
比如说一些没有投到长孙顺德，杜淹等人门下的洛阳人，会不会觉得皇帝不讲信用，心怀怨愤？
洛阳的家族跟关西人向来联络有亲，有些人的亲戚牵连到案中，心中怕是也不会舒服到哪里去吧？
所以说找后账这事要少做，不然败人品。
…………
李破有些纠结的也不是判死的人数多不多，他又不是自小养在皇宫内苑的废物，杀的人比一些人见过的人都多，这才二三十个，他随手就给勾了，根本没太当回事。
他在想的是，如今唐律的底子是当年他在晋阳的时候定下来的，还拿出了后来的几句真言要法，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搁在后来也平常，但在现下这个年月，一听就知道是严刑厉法，当时也不算错，毕竟乱世用重典嘛。
到了元贞三年，他借统一天下之势，修订隋史，订立唐典，这些都是奠定大唐正统性的措施，不用细说。
唐律就是唐典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天下初定，还无法让人安心，所以唐律改动不多。
如今是不是要再修订一次唐律呢？李破有点拿不准，人心真的稳定到一定程度了吗？御史竟然率先想放宽刑法，也让人有点无语。
前些年他把御史台和督查寺合并了，王珪出任督查寺卿，这也是一位从前隋走过来的老臣，在潼关被俘后归降，名望很高。
他和李纲等人当年在潼关眼瞅着大事不妙，于是联合起来耍弄了一些手段，把河南降将秦琼，以及伪唐太子李建成都给装进去了。
做的很漂亮，也就不用背上背主的名声，可见李纲，王珪等人能活到现在，依旧身处高位，靠的可不止是多年积累下来的官声，还有灵活的身段和手段。
相比李纲这样的太子杀手，王珪的成就要差上许多。
不过王珪和李纲，裴世清等人差不多，用起来很顺手，他们都属于前隋遗留下来的能臣，在乱世来临的时候，没有力挽狂澜的才能，只能独善其身。
如今在新朝续得重用，王珪兢兢业业，让人挑不出什么毛病。
李破觉得督查寺的御史想在唐律上做文章，若得王珪首肯，多数是邀名之举，如果是那样的话，就不用太慎重的对待。
如果王珪能大大方方的上表，拿出切实的理由，李破也不会固执己见，唐典都修订到第三版了，唐律也不是不能多改改。
…………
这些心里面做的文章李破没跟温彦博详说，督查寺和大理寺独立于三省六部之外，是对皇权的牵制，同样也是对三省六部的威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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