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苏乐和张鹏飞感到意外的是，他们见到姚庆的地方竟然是医院的特护病房。雪白的床单上躺着一个消瘦的老人，老人戴着呼吸器，面色发黄，头发已经掉光，两只凹陷的眼睛在狭窄的脸庞上显得特别巨大。
苏乐的第一感觉可能是找错人了，因为他们拿到的姚庆照片是一个秃顶的胖子。胖子的双目炯炯有神，满脸横肉，一副标准的黑社会大哥形象。与眼前这个已到风烛残年躺在病床上的老人，反差实在是太大了。
护士拿了两个凳子过来让苏乐和张鹏飞坐下，并且叮嘱他们不要刺激病人情绪，谈话时间不要过长，如果有什么情况尽快叫人等等，就带上门出去了。
“呵呵，真想不到呀，这个时候还有警察来看我。”姚庆用一种缓慢微弱的声音说道。
苏乐和张鹏飞今天没有穿警服，对于姚庆一眼就认出自己是警察觉得特别感兴趣，于是就接着姚庆的话说：
“姚爷真是好眼光呀！”
“我跟警察打了一辈子交道，还能认不出谁是警察。”
苏乐想想也是，他这种经历的人，对警察的研究应该是最为透彻的，便不再纠结于这个话题：
“姚爷，您这是什么病呀？好些了吗？”
“肝癌晚期，好不了啦。”姚庆的嘴角露出一丝微笑。
“我看您的气色还挺好的。”
“这会儿还行，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我们今天来，想请教一下壁虎组织的事。”
“啊，你们要问这个呀。”姚庆的脸上露出复杂的神色，他把眼睛闭上一会儿又睁开眼睛说：
“贺多是不是出事了？”
“姚爷真是料事如神呀，正是贺多交代通过您认识了壁虎组织的人。”苏乐佩服的说。
“没什么，关于壁虎的事儿，我只给贺多一个人说过。”
“姚爷能给我们讲讲是怎么回事吗？”
姚庆又将眼睛闭上，过了很长时间才睁开：
“你们是想找那个人吗？”
“是。”
“我已经17年没有见过他，甚至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活在世上。他是我的兄弟，我不能帮你们找他。”姚庆平静的回答。
“我们不要求你帮我们找他，只给我们讲讲他的故事就行。”
“你们要听我这个快死的人讲故事，我还是挺高兴的。要是你们不嫌我啰嗦，就给你们说说。”姚庆的脸上露出一抹微笑。
他叫秦立轩。后来他叫什么我就不知道了，他也没告诉我。我一直都叫他小轩。
那一年我15岁，刚初中毕业。那年头流行上山下乡，号召年轻人到农村去。我没爹没娘跟着爷爷奶奶生活，爷爷奶奶年纪大了，需要我照顾，上山下乡也轮不到我。我其实哪会照顾爷爷奶奶呀，整天就知道在外面瞎玩儿。
那时候我们的头儿叫刀哥，他也是因为家里就一个孩子，不符合上山下乡的要求留在了城里。在城里没工作可做，整天就是玩儿、打架、偷鸡摸狗、调戏小姑娘。
有一次我跟着刀哥去南城玩，看到一个长的很漂亮的小姑娘，刀哥就上前搭话。刚说了没几句，来了两个南城的小混混，与那个小姑娘认识，上来就说我们调戏人家姑娘，拉着小姑娘就要走。
刀哥这哪能认呀，我们四个人对他们两个人，就打了起来。正打着呢，巷子里又窜出十几个小弟兄，呼啦一下把我们围在中间。我们一看形势不好撒腿就跑，虽然我跑的快，但头上还是挨了几板砖，血顺着我的脖子往下流，一直都流到脚脖子上。我跑呀跑，不知跑了多长时间，跑到一颗大树下，就一头栽倒在地上。
我醒过来的时候，看到我的身边坐着一个小孩，穿着一件只有一条袖子的衣服。我摸了摸自己的头，才发现小孩撕下了自己的一条袖子，把我的头包扎上。我因为流了很多血，身体非常的虚弱，小孩用他瘦弱的身子支撑着我，一步一步走回了家。
这个小孩就是秦立轩，那一年他10岁。到家后他告诉我，他的家在遥远的西北省秦村，母亲生下他就死了，父亲前段时间也因为生病去世了。他唯一的亲人大伯把他带到了这里，可是他大娘却把他打出了家门。他无家可归，只能流浪街头。
我央求爷爷奶奶留下来他，他成了我的兄弟。
我和秦立轩一起生活了五年，在这五年里我们一起吃、一起睡、一起玩。他没有上过学，可是他很聪明，我教他识字、念书和算术，五年后我初中的课本他都背的滚瓜烂熟。我把他当成自己的亲弟弟，不允许他像我一样学坏。我出去干坏事的时候，从来不带着他。
我20岁那年被邻居们带走的时候，他发疯似的和邻居们厮打，一直追着闹到派出所，当时警察还以为犯错的是他不是我。我到现在还清楚的记得他被几个邻居抱回家的样子，他满脸泪水的在邻居的怀里挣扎着，大声的喊着“庆哥”。
四年后我出来的时候，爷爷奶奶走了，弟弟也走了。我听说爷爷奶奶是弟弟在邻居的帮助下安葬的。他走的时候在家里给我留了一个纸条：庆哥，我走了，等我混出个样儿，回来找你。他走的时候是1972年，那一年他17岁。我是两年后才看到那张纸条的，纸条上盖着厚厚的一层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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