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不少军阀在复辟时期，采取观望态度。力求先看清风向，然后再表明立场。例如湖北督军王占元、河南督军赵倜在接到北京伪谕的当时，都曾吩咐电局暂勿公开，以免别人问及他的态度时难于置答。
张作霖则以“奉天地位特殊不便表示态度”。
另外有一些军阀，没有多加考虑，过早地表示了赞成复辟的态度。
七月二日，伪谕授为长江水师提督的第七师师长张敬尧，即到清宫叩谢圣恩，并向“当朝宰相”张勋递了一张门生帖子。
复辟消息传到安庆，安徽省长倪嗣冲长期住在蚌埠，政务厅长秋豫要发电报向蚌埠请示。倪回电叫他即日张贴黄榜，宣布伪谕，悬挂龙旗，改称“大清帝国”，改用“宣统正朔”，并且说本人就到安庆来“接旨谢恩”。七月二日，安庆、芜湖、蚌埠、大通一带龙旗招展，蚌埠出现了“安徽巡抚部院倪”的布告。
但是，这不妨碍他在讨逆军中担负要职。
复辟消息传到福州，福建督军李厚基即刻打电报向溥仪“谢恩”，自称“福建巡抚臣李厚基百拜上言”。
随即拨款五千元修建久已辟为市场的“万寿宫”，重刊青石万寿碑，并定制大批龙旗。
七月三日，福州日本领事到军署来请李表示对复辟的态度，李兴致勃勃地说：“中国有采取君主制度的必要，从此老百姓可以过太平日子了。关于这个问题，徐州会议早经决定，各省督军一致赞成，大事决无不成之理。”
可就在第二天，日本领事在另一宴会上遇见了他，他又大骂张勋不识时务，本人誓死拥护共和。
李厚基（1870年—1942年），字培之，江苏丰县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初为直隶总督署卫队管带，后历任北洋军第二镇管带、标统，第四镇第七协协统。辛亥革命时，参加进攻武汉。民国建立，改称第四师第七旅旅长。一九一三年进兵上海镇压二次革命，任吴淞要塞司令。同年带兵入闽，历任福建镇守使、护军使。一九一六年投靠皖系，任福建督军兼省长，参加督军团活动。
七月二日，伪谕授为民政部大臣的直隶省长朱家宝，写了一道“谢恩折”说：“天道无往而不复，人心久乱而思平”。
到七月六日，原已附逆的天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看见风向不对，为了立功赎罪，把朱家宝赶走。
杨以德（1873—1944），字敬林，绰号杨梆子，天津人，祖籍山东。杨年幼时家道中落，生计艰难，曾就食于盐商杨绍溪家，担任守夜打更等杂务。一九零二年任天津火车站东站检票员。一九零六年，被任命为探访局总办。
民国初年，出任直隶省警务处处长兼天津警察厅厅长。是一九一八年杨三姐告状一事和一九二零年逮捕爱国学生，取缔天津学生联合会一事的主要人物之一。
在天津养病的吉林督军孟恩远接到伪谕后，除专折“谢恩”外，还派副官长初连甲赶回长春代他宣布接受“吉林巡抚”；同时，解除了吉林省长郭宗熙的兼摄督军，改派镇守使高凤池代理“吉林巡抚”。
但是到七月七日，孟又电请郭宗熙继续兼摄督军，并且痛斥初连甲假窃名义，招摇撞骗。
绥远旅长王丕焕在拒绝蒋雁行回任而自立为绥远都统后，曾通电反对共和，请“张大帅即日召集会议，解决国体问题”。
他接到伪谕，就“率同绥远道尹申葆亨，绥西镇守使褚思荣暨文武各员望阙叩头，仰答鸿庥，伏乞皇上圣鉴”。
后来因复辟失败得太快，他附逆有据，乃予以撤职处分，并派蔡成勋继任绥远都统。
七月六日冯国璋通电宣布代理大总统职务：
“黎大总统不能执行职务，国璋依《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第二项，谨行代理，即于七月七日就职。”
外交总长伍廷芳携带印信赴上海，暂借上海交涉公署办公。通电各埠使领，声明北京伪外务部文电无效。
民国六年七月六日，讨逆军西路集中芦沟桥，东路由廊房开进到黄村，在丰台的辫子军便陷于腹背受敌的境地。
张勋命令辫子军把丰台铁路破坏以阻止讨逆军前进，引发外国使团的抗议。他们根据《辛丑条约》中“京津铁路行车不得中断”为理由，派兵保护，修理车轨，恢复通车。这无形中支持了讨逆军。
张勋只带了辫军五千人北上，这点儿人马用于开战如同儿戏。
为了壮大声威，只好拉来非辫子军打头阵，辫子军则押后督战。
七日他派吴长植的一旅和田有望的一团开赴丰台驰援，由辫子军二营押后。
结果吴、田的部队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就倒戈相向。驻南苑的第十一师李奎元旅和十二师刘佩荣旅也乘势枪口指向辫子军，
南苑飞机又飞住丰台向辫子军的阵地投炸.弹，同时向清宫的乾清殿和中正殿也投炸.弹，在宫中打死了一个人和一只狗。
这应当是划时代事件，开创了中国空战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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