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车冲入咖啡馆的瞬间，落地窗的玻璃碎了一地，室内所有人的尖叫声混作一片。
何静香被陈伯昌推到了桌子内侧，旧信封压在她掌心，背脊抵着墙壁。她没有受伤，只是耳鸣，脑子里嗡嗡的。货车停在门口，司机位置空着，车门半开，根本没有驾驶员。
周围的食客一窝蜂往后门挤，咖啡馆的伙计在打急救电话，陈伯昌抓着椅背，颤抖着站起来，嘴唇发白。何静香第一时间扫了一眼现场，碎玻璃、翻倒的椅子、散落的咖啡杯，没有人重伤，但那辆货车的车牌已经被人提前卸掉了。
这不是意外。
警察赶到的时候，何静香已经把信封藏进了随身包的夹层。她回答了警方的基本询问，陈伯昌坐在急救人员带来的折叠椅上，面色灰败，何静香走过去低声问他还好吗，老人摇头，说了一句话：“姑娘，他们动真格了。”
陈怀先赶到现场时，警方还没撤。他看了一眼现场，没说多余的话，只把何静香拉到角落，压低声音说：“我刚才在附近问了问，有人看见一辆没有牌照的轻型货车，停在街口十几分钟，然后突然开动，方向不对，像是被人提前踩好油门推下去的。”
何静香眯起眼睛：“不是冲人，是冲房间。”
“对，他们在警告，但没打算真的弄死你，至少现在没有。”陈怀先说，“但这说明你手里那个信封，他们知道了。”
何静香想了想，没有把信封拿出来。她当晚回到酒店，把信封的内容翻了个遍，里面是四张五十年代的船运单据，盖着“龙氏进出口公司”的印章，以及一份手写的货款往来清单，上面清晰地列着永昌贸易行拖欠的金额、日期，和“已转欧洲法人账户存档”的备注。这就是陈伯昌留了几十年的东西，这就是对方不惜动用货车来拦截的原因。
第二天一早，何静香做了一件让陈怀先皱眉头的事。
她把前一天咖啡馆的现场照片、她被跟踪的记录，还有那张陈东楼置地财团副总裁的名片，一并整理成一份简短的说明，连同事件经过，通过阿珍认识的一个街坊，那个街坊的儿子在香港一家财经杂志做编辑，送到了对方手里。
她没有提账本，没有提龙秀英，只说：一个内地商户来港洽谈业务，遭遇神秘车辆冲撞，事发前曾被身份不明人员多次跟踪，疑与本地某置地财团有关联。
稿子第三天刊出来，不是头版，只在财经板块的边角位置，但底下跟了一条评论，有读者说，这家置地财团去年收购旧区地皮时，也有过类似的“施压”传闻，只是当时没人敢出声。
帖子被人转到了另外两家媒体的读者来信栏。到第四天，已经有三名独立撰稿人联系了那家财经杂志的编辑，表示愿意跟进采访。
陈东楼的电话在第五天早上打过来了。
这一次，他的语气比第一次客气了不少，没有再提原价赎回，只说希望再约一次见面，可以进一步谈谈合作的可能性。何静香答应了，但把见面地点改成了九龙一家有常驻记者出没的酒店大堂。
陈东楼来的时候，身边少了两个随从，只带了一个助理。他在沙发里坐下，笑容依旧得体，但说话比上次慢了半拍：“何小姐，上次咖啡馆的事，我们也听说了，很遗憾，这种意外……”
“陈先生，”何静香打断他，把一杯茶推过去，“不用解释意外。我只想知道，您今天带来了什么新的条件。”
陈东楼沉默了几秒，从助理手里接过一个文件袋，推到茶几上：“我们法务部整理了一份方案。”
何静香没有立刻打开文件袋。
与此同时，国内那边传来了好消息。陈怀先回到深圳的生产线，已经在何静香离港前完成了最后一批设备调试。负责对接欧洲买家样品需求的周建军打来电话，说首款针对欧洲气候设计的定制产品顺利下线，样品已经装箱发往布鲁塞尔的代理商。何静香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坐在酒店房间里盯着那份文件袋，手指搭在封口上，没有拆。
她让陈怀先先留在深圳盯着样品的物流跟踪，没让他回来。
她一个人拆开了文件袋。
里面是一份法律文件草案，措辞冗长，核心只有一条：置地财团愿意就龙氏进出口公司历史债权的产权归属问题，以和解方式处理，放弃对欧洲登记资产的全部追索权，但要求何静香以持有的账本及信封原件为抵押，换取财团旗下一家欧洲贸易子公司的少量股权。
名义上，她会成为这家公司的小股东。
何静香把文件从头到尾看了两遍，然后叫来梁志强。
梁志强戴着金丝眼镜翻看文件，翻到第三页，停了下来，说：“何小姐，这个方案表面看是和解，实际上有两个问题。第一，他们给你的股权是无表决权的，你进去之后等于什么都看不到，也说不上话。第二，你把账本和信封原件交出去之后，你手里就没有任何筹码了，他们可以随时稀释股权，让你净身出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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