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该在的地方。”
刘新建看了他两秒。然后点了点头，转身上了车。车门关上的声音在空旷的庄园里回荡了一下，然后被风吹散了。
车开走了。祁同伟一个人在台阶上站了很久。湖面上起了风，芦苇丛哗哗地响，像有人在翻一本很厚的书。
他掏出手机打给高小琴。
“刘新建抓到了。在山庄里。人带走了。”
“山庄——”高小琴的声音顿了一下，“他住了几天。”
“三天。他走的时候还浇了你办公室楼下那盆蝴蝶兰。”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高小琴说了一句“知道了”。声音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东西，像是松了一口气，又像是别的什么。
“山庄你还打算开吗。”祁同伟问。
“不知道。等案子完了再说吧。”
“行。”
他挂了电话，在台阶上坐下来。太阳把大理石台阶晒得温温的。他掏出烟，点了一根。湖面上什么都没有了。那两只白鹭也飞走了。
手机震了一下。陆亦可发的消息：祁厅，丁义珍的材料整理完了。另外赵东来的老婆今天上午去了市局，说要见赵东来。怎么安排。
他回：安排。明天上午。
然后他把烟抽完，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上车。发动。往厅里开。
路上经过一个红绿灯，他停下车。
斑马线上有一个老太太推着婴儿车慢慢地过马路。车里放着广播，主持人正在播天气预报：明天多云转阴，局部地区有小雨。老太太过了马路，绿灯亮了。
后面的车按了喇叭。祁同伟松开刹车，车子缓缓起步。后视镜里，山水庄园灰色的屋顶在树丛后面一点一点变小，最后看不见了。
祁同伟回到厅里已经是下午四点多。陆亦可抱着一摞文件夹在走廊里等他，走路带风，文件夹最上面那一本滑了一下，她一把按住。
“祁厅，丁义珍的材料全部整理完了。按时间线排的，从九八年到零八年，每一份文件都做了索引。另外——赵东来的老婆下午又来了。坐在信访室里不肯走。”
“她要什么。”
“她要见赵东来。说见不到人就不走。”
祁同伟接过她手里的文件夹，翻了几页。丁义珍的字迹工整得不像手写的，每一个条目都编了号。
“安排明天上午九点。让她见。地点不要在看守所，安排在厅里的询问室。赵东来现在还是羁押期间，按规定家属会见需要批准，你去办手续。”
“是。”陆亦可把文件夹交给他，转身要走，又站住了，“祁厅，还有一件事。”
“说。”
“侯亮平下午打电话找你，说你手机关机。他说他在查刘新建笔记本上那些资金往来，发现有一笔钱很特别。”
“什么钱。”
“二零零三年的。收款人写的是‘陈岩石’。”
祁同伟翻开文件夹的手停了。陈岩石。大风厂的老工会主席。那个坐在阳台上晒太阳、腿上盖着毛毯、说话都费劲的陈岩石。
“金额多少。”
“五万。备注写的是‘慰问金’。”
五万。二零零三年。那一年陈岩石还没有退休，还在大风厂当工会主席。赵家的钱怎么会流到他手里。
“侯亮平人呢。”
“还在反贪局。他说等你回来给他回电话。”
祁同伟进了办公室，关上门，拨了侯亮平的电话。
“猴子，陈岩石那个五万是怎么回事。”
“我也在查。”侯亮平那边有翻纸的声音，哗啦哗啦的，“刘新建的笔记本上只有一行记录。没有更多说明。但二零零三年正好是大风厂第一次改制的时候。那一年赵瑞龙的公司想收购大风厂的地，工人们闹得很厉害。陈岩石是工会主席，他要是站在工人那边，收购就做不成。”
“你的意思是赵家给他送钱是为了堵他的嘴。”
“不一定。五万块钱堵不住一个工会主席的嘴。陈岩石不是那种人。”侯亮平顿了一下，“我怀疑这笔钱不是给他的。是通过他转给别人。”
祁同伟靠在椅背上。窗外那棵法桐的枝丫在风里摇晃，最后几片枯叶也掉了。他想起了陈岩石坐在阳台上说的那句话——“后悔有些事做得还不够。”
“猴子，你先别惊动陈岩石。他身体不好。我明天去见他。”
“行。”侯亮平挂了电话。
祁同伟坐在椅子上，把丁义珍的材料从头到尾翻了一遍。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他发现了一行字。丁义珍在索引后面加了一条手写的备注：二零零三年大风厂改制期间，厂方账户收到过一笔匿名捐款，金额五万元整。捐款人未留名。款项用于支付三名工伤工人的医药费。
五万。又是五万。
他把这条备注和侯亮平说的那条线索放在一起。刘新建笔记本上写的收款人是陈岩石。丁义珍查到的捐款是匿名的。两笔钱的金额一模一样。陈岩石没有拿这笔钱。他把钱捐给了受伤的工人。但是刘新建的账本上为什么写的是“陈岩石”？赵家的钱不可能无缘无故送给陈岩石。除非——
有人跟赵家说，陈岩石需要打点。赵家批了钱。那个人拿到钱之后没有给陈岩石，而是以陈岩石的名义捐了出去。既完成了赵家的任务，又没有脏了陈岩石的手。什么人能干出这种事？什么人在赵家和陈岩石之间能说得上话？
祁同伟脑子里浮出一个名字。郑西坡。
他拿起座机打给郑西坡。电话响了很久没人接。他又打了一遍，这次接了，声音不是郑西坡的，是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
“喂。”
“我找郑西坡。”
“我爸——我爸在医院。”那个声音有点慌，“下午突然晕倒了。刚送来。”
“哪个医院。”
“市二院急诊科。”
祁同伟挂了电话，抓起外套就出了门。下楼梯的时候碰见陆亦可，她看他脸上的表情，没问去哪，直接说：“我开车。”
市二院在城西，老医院，急诊科的灯管是惨白的日光灯，照得人脸上没有血色。郑西坡躺在观察室的病床上，鼻子里插着氧气管，眼睛闭着。床边坐着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长得像郑西坡，但比郑西坡胖一些，穿着一件工地上的蓝色工装，上面还有白灰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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