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室的门开了。有人走出来，三三两两，夹着公文包，互相说着客套话。然后李达康出来了，手里端着一个保温杯，正跟旁边一个干部说笑。他看见祁同伟和侯亮平站在走廊里，脚步顿了一下。
就一下。
然后他继续笑，继续说话，走到两个人面前。
“同伟，亮平，你们也来开会？”语气很随意，像在马路上碰见邻居。
“达康书记，沙书记请您到小会议室坐坐。”祁同伟说。
李达康的笑容没有变。但嘴角的纹路深了一点。
“行啊。正好我也有事跟沙书记汇报。”
他端着保温杯，跟着祁同伟和侯亮平往小会议室走。脚步声在走廊里错落地响着。李达康走在中间，步子不快不慢，保温杯里的茶水微微晃动。
小会议室在走廊最里面。门开着，沙瑞金已经坐在里面了。他面前放着一杯白开水，一叠文件。秘书站在门口，看见三个人过来，把门推开，然后退出去，从外面把门带上了。
会议室里只剩下三个人。沙瑞金坐在桌子一端，李达康坐左边，祁同伟坐右边。侯亮平没有坐，站在沙瑞金身后，靠着窗台。
沙瑞金没有寒暄。他把面前那叠文件推到桌子中间。
“达康同志，你看看这个。”
李达康放下保温杯，拿起文件。翻开第一页的时候他的手指还是稳的。翻到第三页，手指停在纸面上，不动了。他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看了很久。会议室里只有翻纸的声音。
他看完最后一页，把文件合上，放在自己面前。然后端起保温杯，喝了一口茶。茶大概凉了，他皱了皱眉，把杯子放下。
“这是赵东来的口供。”他说。
“是。”
“他说是我藏了徐明。是我安排他监视王文章的儿子。是我让他在陈海的调查方向上做手脚。还有——”他顿了顿，“是我派人打了那个学生。”
沙瑞金没有回答。他看着李达康，等他继续说。
“我想问一个问题。”李达康抬起头，他的眼神很平静，“赵东来口供里有物证吗。比如我给徐明转钱的记录。比如我安排人打人的书面指示。”
“物证在补充。”沙瑞金说，“但人证不止一个。被你关在戒毒所那个徐明，已经同意作证。他说是你的人把他从赵家那边接走，转移到戒毒所的。”
李达康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笑了。那个笑容很淡，说不上是嘲讽还是无奈。
“看来你们已经查得很全了。”
“达康同志，我今天找你谈话，不是审问你。是给你一个机会。你自己说。”沙瑞金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钉子。
李达康坐直了身体。他把保温杯推到一边，两只手放在桌上。
“好。我说。徐明是我藏的。但不是我要藏他，是赵立春当年要我藏的。”
祁同伟的手指在膝盖上动了一下。赵立春。
“九八年王文章死后，赵立春给我打电话。说徐明这个人知道得太多，留在外面不安全。让我找个地方把他关起来。我当时在吕州，吕州没有合适的地方。我找了刘建国。刘建国是我的老部下，他当时正要调到第三戒毒所当所长。我让他把徐明收进去，编了一个假身份。对外就说徐明跑了，消失了。”
李达康的语调很平，像是在念一份工作报告。
“后来赵立春调走了。但他每年都会让人确认徐明还在不在。那些年我每天晚上都睡不踏实。因为我知道，徐明不是我藏的人，但他在我手里。赵家要是倒了，我也会被拖出来。”
“那你为什么不早把他交出来。”沙瑞金问。
“因为我怕。怕赵家的残余势力。也怕自己的前程。”李达康低了一下头，又抬起来，“后来我想明白了。徐明不光是雷，也是底牌。只要他在我手里，赵家就永远有个把柄在我这。赵立春虽然退了，但他的儿子、他的人还在。我用徐明牵制他们。这三年，赵瑞龙在汉东的生意做不下去，就是因为我在后面一点一点收。他不敢反抗，因为徐明在我手里。”
“那王文华呢。那个学生碍着你什么了。”
李达康沉默了很久。窗外有一只鸟落在窗台上，歪着头往屋里看。
“王文华不是我让人打的。是我下面的人自作主张。他们听说有人在查九八年的案子，就想去警告一下。我知道的时候人已经打了。我把他们骂了一顿，但人已经打了，收不回来。”
祁同伟开口了。这是他从进会议室以来说的第一句话。
“达康书记，您说人是下面的人自作主张。但打人的面包车用的是达康集团的车。租车的人是您集团里的中层经理。他交代是您直接安排的。”
李达康看着祁同伟。两个人对视了几秒。
“我没有安排。”李达康说，声音忽然变得很硬。
“那个经理叫什么。”
“张涛。”
“他在哪。”
“跑了。”李达康说，“前天就找不到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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