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沙家康书房回来的第二天，齐学斌把苏清瑜叫到了办公室。
他需要一份关于“华鼎集团”的完整情报。
“华鼎？”苏清瑜愣了一下，“之前‘深渊’调查初步提到了这个名字。我查了一些，但还不够深。你要我继续查？”
“查到底。”齐学斌说，“从今天开始，‘深渊’调查的优先级提到最高。沙书记跟我说了他的离任时间表，最多一年半。我必须在他离开之前搞清楚华鼎的底牌。”
苏清瑜点了点头，打开了随身携带的平板电脑，快速调出了一份她在过去两周内整理的资料库。
“我先说目前掌握的情况。”苏清瑜的表情很严肃。
齐学斌接过平板，开始浏览。
华鼎集团，全称“华鼎新能源产业投资集团”，注册地在深圳前海自贸区，法定代表人名叫“赵明华”。表面上看，这是一家以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投资为主业的民营企业，注册资本十亿元。官网做得很精美，主页上列满了各种行业奖项和合作伙伴的Logo。
但问题在于这家公司成立的时间。
工商登记显示，华鼎集团成立于2014年3月。
2014年，正是国家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开始大规模实施的时间节点。
“时间点太巧了。”齐学斌说。
“对。”苏清瑜说，“而且，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不是赵明华。赵明华只是明面上的法人代表，一个职业经理人。我查了他的背景，他之前在一家国有能源集团做过中层管理，2014年初突然辞职创办了华鼎。这种履历，不像是自主创业，更像是被人安排出来当白手套的。”
齐学斌的眉头皱了起来。
“那真正在幕后操盘的人呢？”
“暂时查不出来。”苏清瑜摇了摇头，“华鼎的股权结构非常复杂，嵌套了至少四层壳公司。最外面一层是一家深圳的有限合伙企业，再往里是一家香港的控股公司，再往里是BVI离岸公司，最里面是一个开曼群岛的信托基金。每一层都有独立的法务和财务团队，穿透难度极大。”
“每一层壳公司的注册时间是什么？”齐学斌追问了一个细节。
“你问到点子上了。”苏清瑜调出另一页资料，“这四层壳公司的注册时间几乎是同步的——2013年10月到2014年2月之间，在四个月内连续注册了四家公司，分别在深圳、香港、BVI和开曼。这种操作需要跨境的法务和税务团队协作完成，成本至少两三百万。普通民营企业家不会做这种事，也做不了。”
“也就是说，华鼎的架构是提前精心设计的。”齐学斌说，“在补贴政策正式实施之前半年，就有人开始搭建这个利益收割的管道了。”
“对。”苏清瑜说，“而且能提前知道补贴政策具体内容和实施时间的人，一定跟政策制定部门有密切关系。”
“穆守正。”齐学斌脱口而出。
苏清瑜沉默了两秒：“穆守正在2013年已经退休了。但他退休前参与过新能源补贴政策的顶层设计。他知道政策什么时候出、补贴怎么发、哪些环节有漏洞。这些信息在他退休前就已经掌握了。”
“所以穆守正有可能就是这个架构的设计者之一。”齐学斌说，“但他在四合院里跟我说‘那个人’的时候，是以一种旁观者的口吻。要么他已经退出了这个局，要么他在局里的角色跟我想的不一样。”
“还有第三种可能。”苏清瑜说，“他跟‘那个人’是合伙关系，后来分赃不均翻了脸。所以他来找你，是想借你的手去对付昔日的合伙人。”
“不管是哪种，穆守正的信息我们可以用，但不能依赖。”齐学斌说，“继续从我们自己的渠道查。”
“多家国企和地方政府平台也有股份？”齐学斌继续追问。
“是的。我查到至少三家地方国资平台持有华鼎的少量股份，分别来自广东、浙江和江苏。”苏清瑜说，“这种‘国有资本加民营机制’的混合所有制模式，在前些年的能源领域很常见。通常是地方政府为了绕开某些政策限制而采取的变通做法。但也正因为有国资背景，华鼎在申请补贴的时候就多了一层‘信用背书’，审批通过率比纯民营企业高得多。”
“这三家国资平台的入股时间呢？”
“2014年下半年，也就是华鼎成立后半年内。”苏清瑜说，“入股金额都不大，每家一两千万。但有意思的是，这三家国资平台的负责人，我查了一下——广东那家的总经理在2015年被调去了发改委的地方司当副处长，浙江那家的董事长在2016年初退休后去了一家新能源企业做独立董事。”
“你的意思是，这些人入股华鼎不是为了投资收益，而是为了将来的仕途安排？”
“用股份换前途。”苏清瑜说，“这在官商勾结的链条里是最常见的交易模式。华鼎给他们一笔投资回报，他们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给华鼎开方便之门——审批加速、补贴优先、核查放水。退休之后再安排一个顾问或者独董的位置，算是‘延迟交付’的尾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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