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充斥着劣质烟草味、厚重棉衣的气味和此起彼伏的争吵声。
“齐副县长！当年机械厂改制，只因为我在医院里治肺病，那帮人就把我十万块的买断工龄钱全部吞了！今天你要是不给个说法，我就死在这大院里不出去了！”
七十多岁的老周头情绪激动，手里紧紧攥着一个农药瓶，旁边的几个老伙计也跟着大声附和。
门外，还挤着十几个同样拿着泛黄材料的下岗职工。站在齐学斌身后的信访局长满头大汗，压低声音提醒：“齐县长，这些都是老上访户了，难缠得很。要不要让保卫科的人进来维持一下秩序……”
“维持什么秩序？”齐学斌转头，冷冷地看了他一眼，“他们是反映问题的群众。出了事情你负责任吗？”
信访局长赶紧闭上了嘴。
齐学斌站起身，端起桌上的热水壶，给面前的几个老职工一人添了一杯水。他在最普通的木条凳上坐下，平视着老周头。
“周大爷，您先把东西收起来。这解决不了问题，也吓不住谁。”
齐学斌的语气平和，完全没有打官腔，“您的材料，我昨晚调出来看过了。按照当年的九八号文件精神，因公住院期间的职工，改制时不仅不能扣减补偿金，还应该有额外的医疗救助。”
老周头愣了一下，显然没想到这位年轻的副县长居然真弄懂了他们那堆烂账：“那……那为什么厂里一直拖着不给我们发？”
“问题出在当年资产清算小组的审核签字上。这笔钱，县财政当初是拨下去了的，但在二轻局的账面上被卡住了。”齐学斌条理清晰地点出了症结，“冤有头债有主。信访局长！”
“在，齐县长。”
“你现在马上联系纪委第三监察室，让他们联合审计部门，调取九八年二轻局下发给机械厂的改制资金流水账目。”齐学斌转过头看着老周头，“周大爷，这笔钱既然财政出过，我就不能让县里再出一笔糊涂账。但我给您交个底，只要审计账目有问题，那些从你们身上捞好处的人，吐也得吐出来。半个月为限，查不清，我齐学斌负责到底。”
原本焦躁愤怒的人群，在一套逻辑严密且直指要害的答复面前，渐渐安静了下来。没有了往日常见的空洞安抚和推诿，只有明明白白的责任划定和时间表。
老周头的案子还没完全了结，第二天一早，接访室门口就排起了更长的队伍。
这次来的是清河县纺织厂的一批下岗女工，领头的是一个五十多岁、头发花白、穿着旧棉袄的妇女，叫陈桂花。她身后跟着二十几个年龄相仿的女人，有的抱着孩子，有的拄着拐，每个人的脸上都刻着多年生活压弯脊梁留下的深深皱纹。
“齐县长，我们纺织厂九七年破产的时候，厂里答应给每个工龄超过十五年的女工补发三年的社保和一笔安置费。白纸黑字写在协议上的。”
陈桂花把一叠皱巴巴的文件摊在桌上，声音沙哑但很克制，“结果呢？二十多年了，社保断了，安置费一分没见着。我们去找过劳动局，劳动局说找人社局；人社局说找县政府；县政府说厂子已经不存在了，找不到责任主体。”
她停了一下，眼眶发红：“齐县长，我们不是来闹事的。我们就是想问一句——当年那份协议，到底还算不算数？”
齐学斌没有急着回答。他接过那叠文件，一页一页地翻看。
旁边的信访局工作人员凑过来小声提醒：“齐县长，纺织厂这个案子，前前后后换了四任县长，都没有拍板。主要是九七年破产清算的时候，厂里的固定资产被低价处置给了几个私人老板，账面上根本没有留下多少可执行的资金。现在要补发，钱从哪里来是个大问题……”
“你先别说钱的事。”齐学斌打断了他，抬头看着陈桂花，“陈大姐，你们手里这份协议，盖的是县劳动局和纺织厂双方的公章？”
“对。”陈桂花用力点了点头，“当时厂长和劳动局的刘局长当面签的字，我们二十六个人都按了手印。”
“那这份协议就有法律效力。不管纺织厂存不存在，县劳动局盖过章，县政府就是连带责任主体。”
齐学斌合上文件，语气干脆，“这个案子，症结不在于有没有钱，而在于两个问题——第一，当年那批被低价处置的厂房和设备，买家到底花了多少钱？差价去了哪里？第二，你们断掉的社保，按照省里零三年出台的《关于妥善处理国企改制遗留社保衔接问题的补充意见》，是可以由地方财政托底补缴的。之前没人给你们办，不是政策不允许，是没人愿意去跑这个程序。”
陈桂花愣住了。二十多年来，她跑了无数次县政府、劳动局、人社局，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干部，能这么清楚地告诉她问题到底卡在哪里、该适用什么政策。
齐学斌站起身，走到墙角的文件柜旁，从里面翻出一个厚厚的牛皮纸档案袋——那是他前一天晚上让人从县档案馆调来的纺织厂破产清算卷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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