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交流的邀请发出后，如同石沉大海。
欧洲研究中心那边回复了一封措辞官方的邮件，表示已收到请求，会 “内部评估后给予答复”。没有提及 “观察者Q”，也没有任何时间承诺。
一周过去，风平浪静。
但李正延监控的 “镜厅” 边界，探测活动却变得更加频繁和精妙。对方似乎在系统地绘制“镜厅” 的每一个角落，测试每一个反应逻辑，如同一位耐心的考古学家在清理一件精密的文物。留下的痕迹越来越淡，但指向性越来越明确——探测者非常熟悉 “虚拟灯塔” 底层架构的思维模式。
“他在学习 ‘镜厅’，也在学习我们。” 李正延在每日简报里说，“他试图理解我们构建防御的逻辑，甚至可能在预测我们下一步的行动。这是一种高阶的智力对话，或者……博弈。”
林荆没有催促。
她按部就班地推进着医院项目的优化升级，陪父亲测试新的离线版传感器，和团队打磨那个准备给“遗忘河”的、加强了隐私提示的工具最终版。
沈述那边终于发布了那份修改了七遍的《隐私知情说明》，语气委婉，但该说的都说了。意料之中的，没有引起任何波澜，只有一位细心的家属在活动后随口问了句 “观察研究是做什么的”，沈述用 “了解大家聚在一起是不是真的能舒服点” 含糊带过。
资本没有进一步的动静，仿佛那封警告邮件和父亲腕带上的异常脉冲从未发生。
暴风雨前的宁静，往往最熬人。
打破宁静的，不是欧洲研究中心的回复，而是一个意想不到的线下活动邀请。
“第六届中国认知障碍数字疗法创新论坛”，下周在北京举行。主办方名单里，赫然有那家欧洲研究中心的中国合作机构。会议议程中，有一个名为 “科技向善的伦理边界：批判与建构”的圆桌讨论，嘉宾名单里，压轴的是一个神秘的代号：“Observer Q（特邀线上嘉宾）”。
邀请函直接发到了林荆的工作邮箱，附言：“诚邀 ‘虚拟灯塔’ 项目负责人林荆女士莅临，参与研讨，分享贵方在伦理实践方面的宝贵经验。”
这不是邀请，是战书。
也是舞台。
“去吗？” 周瑾问。
“去。” 林荆回答得没有犹豫，“别人搭好了台子，点了我们的名，没有不登台的道理。”
“风险很高。” 周斯越在视频里提醒，“线下会议，众目睽睽。如果 ‘观察者Q’ 就是丹，他可能会选择在那种场合，用最公开、最让你难堪的方式，抛出他的质疑。你需要准备应对一切可能的尖锐问题，甚至是……个人攻击。”
“我准备的是我们的实践和思考，不是去防备某个人。” 林荆整理着手中的资料，“如果他问得对，我们听取。如果他问得偏颇，我们澄清。如果他提及过去……”她顿了顿，“那是他的选择，不是我的软肋。”
李正延没有说话，只是递过来一份厚厚的文件，封面上写着《“镜厅” 逻辑全图谱及潜在质疑点模拟应对》。里面详细列举了 “观察者Q” 可能基于探测结果提出的每一个技术性质疑，以及基于伦理文章可能发出的每一个价值拷问，并附上了技术解释、数据佐证和原则阐述。
“不用全部背下来。” 他说，“但要知道我们的防线在哪里，弹药在哪里。”
会议前一天，林荆飞抵北京。
同行的有周瑾，以及远程支持的李正延和技术团队。周斯越也以法律顾问的身份注册参会，提供即时的法律风险把控。
会议当天，国家会议中心气氛庄重。
来自医院、高校、企业、投资机构的各方人士济济一堂。
林荆的 “虚拟灯塔” 作为行业明星项目，颇受关注。
她安静地坐在前排，听着一个个报告，偶尔在本子上记录。
圆桌讨论被安排在下午，作为压轴环节。台上摆了五把椅子，四把已经坐了人：一位德高望重的伦理学者，一位三甲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一位资深科技媒体主编，还有一位是来自某互联网大厂健康业务线的负责人。
第五把椅子空着，前面放着一个名牌：“Observer Q（线上接入）”。
主持人是那位伦理学者。他简单开场后，便依次请各位嘉宾发言。话题很快聚焦到 “数字疗法如何在商业利益与患者福祉间取得平衡”。大厂负责人侃侃而谈数据赋能和个性化体验，医院主任强调临床验证和医学主导，媒体主编则抛出尖锐问题：“当资本要求增长，临床要求严谨，患者要求温度，企业到底该听谁的？”
轮到线上嘉宾了。主持人看向那个空椅子和旁边亮着的屏幕：“下面，我们连线本次论坛的特邀神秘嘉宾，‘Observer Q’先生。Q先生，欢迎您。”
会场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看向那块屏幕。屏幕上没有图像，只有一片深邃的蓝色背景，和一个经过处理的、中性化的电子合成音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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