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交流的邀请发出后,如同石沉大海。
欧洲研究中心那边回复了一封措辞官方的邮件,表示已收到请求,会 “内部评估后给予答复”。没有提及 “观察者Q”,也没有任何时间承诺。
一周过去,风平浪静。
但李正延监控的 “镜厅” 边界,探测活动却变得更加频繁和精妙。对方似乎在系统地绘制“镜厅” 的每一个角落,测试每一个反应逻辑,如同一位耐心的考古学家在清理一件精密的文物。留下的痕迹越来越淡,但指向性越来越明确——探测者非常熟悉 “虚拟灯塔” 底层架构的思维模式。
“他在学习 ‘镜厅’,也在学习我们。” 李正延在每日简报里说,“他试图理解我们构建防御的逻辑,甚至可能在预测我们下一步的行动。这是一种高阶的智力对话,或者……博弈。”
林荆没有催促。
她按部就班地推进着医院项目的优化升级,陪父亲测试新的离线版传感器,和团队打磨那个准备给“遗忘河”的、加强了隐私提示的工具最终版。
沈述那边终于发布了那份修改了七遍的《隐私知情说明》,语气委婉,但该说的都说了。意料之中的,没有引起任何波澜,只有一位细心的家属在活动后随口问了句 “观察研究是做什么的”,沈述用 “了解大家聚在一起是不是真的能舒服点” 含糊带过。
资本没有进一步的动静,仿佛那封警告邮件和父亲腕带上的异常脉冲从未发生。
暴风雨前的宁静,往往最熬人。
打破宁静的,不是欧洲研究中心的回复,而是一个意想不到的线下活动邀请。
“第六届中国认知障碍数字疗法创新论坛”,下周在北京举行。主办方名单里,赫然有那家欧洲研究中心的中国合作机构。会议议程中,有一个名为 “科技向善的伦理边界:批判与建构”的圆桌讨论,嘉宾名单里,压轴的是一个神秘的代号:“Observer Q(特邀线上嘉宾)”。
邀请函直接发到了林荆的工作邮箱,附言:“诚邀 ‘虚拟灯塔’ 项目负责人林荆女士莅临,参与研讨,分享贵方在伦理实践方面的宝贵经验。”
这不是邀请,是战书。
也是舞台。
“去吗?” 周瑾问。
“去。” 林荆回答得没有犹豫,“别人搭好了台子,点了我们的名,没有不登台的道理。”
“风险很高。” 周斯越在视频里提醒,“线下会议,众目睽睽。如果 ‘观察者Q’ 就是丹,他可能会选择在那种场合,用最公开、最让你难堪的方式,抛出他的质疑。你需要准备应对一切可能的尖锐问题,甚至是……个人攻击。”
“我准备的是我们的实践和思考,不是去防备某个人。” 林荆整理着手中的资料,“如果他问得对,我们听取。如果他问得偏颇,我们澄清。如果他提及过去……”她顿了顿,“那是他的选择,不是我的软肋。”
李正延没有说话,只是递过来一份厚厚的文件,封面上写着《“镜厅” 逻辑全图谱及潜在质疑点模拟应对》。里面详细列举了 “观察者Q” 可能基于探测结果提出的每一个技术性质疑,以及基于伦理文章可能发出的每一个价值拷问,并附上了技术解释、数据佐证和原则阐述。
“不用全部背下来。” 他说,“但要知道我们的防线在哪里,弹药在哪里。”
会议前一天,林荆飞抵北京。
同行的有周瑾,以及远程支持的李正延和技术团队。周斯越也以法律顾问的身份注册参会,提供即时的法律风险把控。
会议当天,国家会议中心气氛庄重。
来自医院、高校、企业、投资机构的各方人士济济一堂。
林荆的 “虚拟灯塔” 作为行业明星项目,颇受关注。
她安静地坐在前排,听着一个个报告,偶尔在本子上记录。
圆桌讨论被安排在下午,作为压轴环节。台上摆了五把椅子,四把已经坐了人:一位德高望重的伦理学者,一位三甲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一位资深科技媒体主编,还有一位是来自某互联网大厂健康业务线的负责人。
第五把椅子空着,前面放着一个名牌:“Observer Q(线上接入)”。
主持人是那位伦理学者。他简单开场后,便依次请各位嘉宾发言。话题很快聚焦到 “数字疗法如何在商业利益与患者福祉间取得平衡”。大厂负责人侃侃而谈数据赋能和个性化体验,医院主任强调临床验证和医学主导,媒体主编则抛出尖锐问题:“当资本要求增长,临床要求严谨,患者要求温度,企业到底该听谁的?”
轮到线上嘉宾了。主持人看向那个空椅子和旁边亮着的屏幕:“下面,我们连线本次论坛的特邀神秘嘉宾,‘Observer Q’先生。Q先生,欢迎您。”
会场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看向那块屏幕。屏幕上没有图像,只有一片深邃的蓝色背景,和一个经过处理的、中性化的电子合成音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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