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封信到公社的时候，是早上。
收发室的老头拆开那个布包，看见里头那本日记，翻了翻，脸色就变了。
他把布包往桌上一放，锁上门，一路小跑去找书记。
书记看了那几页，没说话，把门关严实了，打电话给县里。
第二封信到县里的时候是下午。
信访办的人拆开一看，没敢耽搁，直接送进县委办公室。
办公室主任翻了两页，把电话打到公社，一问，公社也收到了。
两边一对，内容一样，笔迹一样，日记也对得上。
主任搁下电话，拿着那包东西上了三楼。
第三封信到市里的时候是第二天。
人民信箱每周开两次，周三和周五。
这封信是周三到的，开箱的同志把它和其他信混在一起抱回去，
拆到它的时候，看了一眼信封，又看了一眼，把其他信推到一边，
站起来，敲了敲隔壁办公室的门。
三天之内，公社、县、市都收到了同样的东西。
三本日记，三封举报信，内容一致，证据确凿。
电话线在这三天里烧得滚烫，那头的声音一个比一个低，一个比一个沉。
荀长林是在办公室被带走的。
那天上午他照常上班，泡了一杯茶，翻开报纸。
门开了，进来两个人，穿便衣，其中一个他认识，是县里纪检委的。
那人没说话，把一张纸放在他面前。
荀长林低头看，看了一眼，手就开始抖。
他抬起头，嘴张了张，想说什么。
那人摆摆手，另一个便衣走过来，站在他身后。
他站起来，腿有点软，扶着桌子站了一会儿。
桌上的茶还冒着热气，报纸翻在第一版，他看了一眼，跟着那两个人出去了。
走廊里有人看见，站着不动，目送他走过去。
他低着头，没看任何人。
孙副县长是在自己家里被带走的。
那天他请了病假，没去办公室。
门铃响的时候，他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他爱人去开门，看见门口站着几个人，愣了一下。
那几个人出示了证件，她没敢拦，往后退了一步。孙副县长从沙发上站起来，电视还开着，里头正在放新闻。
他看了那几个人一眼，又看了看他爱人，把电视关了，跟着他们走了。
消息传开的时候，县里炸了锅。
有人说荀长林犯了大事，有人说孙副县长也牵连进去了，
有人说跟倒卖物资有关，有人说还有别的事。
说什么的都有，可谁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
只有经办的人知道，那三本日记上写了什么。
郝建国被任命为调查组副组长的时候，正在办公室里整理材料。
电话响了，是县里打来的，让他去开会。
他放下电话，穿上警服，扣好领口，出了门。
会上把三本日记的复印件发给他，他看了两页，抬起头，没说话。
会后，他一个人在会议室里坐了很久。
荀长林被关在县看守所。
头几天他不说话，问什么都不说，低着头，看着桌面。
郝建国去提审了两回，第一回他一句话没说，
第二回他说了句“我是冤枉的”，就再没开口。
孙副县长那边也差不多，问什么都不承认，说是“有人陷害”。
日记上的那些事，他们不承认，也不否认，就那么耗着。
郝建国急。
证据有了，可链条没闭合。
棉花的事，谁先起的头？钱怎么分的？分了多少？化肥的事，经手人是谁？
柴油的事，运输路线怎么走的？
这些细节，日记里没写全，光靠那几页纸，定不了他们的罪。
还有林小梅的事，日记里写了，可人没了，现场没了，证人也没了。
他要是死不承认，这事就翻不了案。
郝建国连着几天没睡好。
他坐在办公室里，把三本日记的复印件翻了一遍又一遍。
翻到林小梅那几页的时候，他停下来，盯着那几行字看了很久。
“她死了。跳井。捞上来的时候，肚子已经大了。”
他把那几页纸放下，站起来，在屋里走了两圈，又坐下。
他没有根据。
可他总觉得，白丽雅能帮上忙。
那批棉花的事，是她捅出来的。
苟长富的事，也是她捅出来的。
冥冥中，他觉得，她不是一般的姑娘。
他拿起电话，拨了苟家窝棚生产队的号码。
接电话的是朱卫东，说白老师在家呢。
等白丽雅跑到队部接了电话，郝建国已经等了半个小时。
电话里，郝建国把现在的情况简单跟她说了一下，问她聊不了解情况。
白丽雅当然不能跟他说，是自己写的举报信，可眼下，荀长林咬紧嘴巴的确是个问题。
郝建国见白丽雅一推六二五，什么都不知道，便没再问。
本来他询问白丽雅这件事也很无厘头，白丽雅一个村小老师，怎么可能知道他们办案的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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