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他早就该死，让方许的脑回路都堵了一会儿。
以崔昭正对张望松的感情和敬佩之心，怎么都不该说出这句话。
可他说了，而且说的笃定坦荡。
不等方许问出为何二字，崔昭正给了他的答案。
“大殊立国之后，地方官府用人一多半是前朝旧属，一小半才是新朝勋贵，张知府其实算后者。”
崔昭正的打开了话匣子，打开的也是一段过往。
新朝勋贵做地方官的劣势在于，他们往往都没有从政经验。
优势在于，他们的威望都足够。
如张望松这样做知府的人，曾经在军中也算是有名气的人，不过，那时候张望松不是领兵的将军，只是个将军身边的幕僚。
如果他辅佐的那位将军地位再高些，张望松可能直接去省府任职。
到任之后的张望松面临的第一个局面是，琢郡本地的士绅豪门，纷纷抬着箱子前来拜见，箱子里满满都是金银珠宝。
那些原本在前朝可以作威作福的人，像是哈巴狗一样跑到他面前来摇尾巴。
这就是优势。
不知道有多少新朝勋贵在做了官之后，没多久就被这种风气侵蚀，又没多久就变成了和前朝旧属一样的人，一样的官。
保北省距离殊都很远，是北方五省之一。
这里也算得上天高皇帝远，在这做地方官有利有弊。
弊端就是距离权利中枢太远，想往上爬有些难。
利益就是那句天高皇帝远，他们不必那么担心干点什么坏事被皇帝看见了。
被分派到北方无数做官的那些新朝勋贵，个个都是一边骂街一边赚的盆满钵满。
唯独张望松，简直异类。
他从来不与官僚交际，从来不与勋臣走动，他把所有心思都放在民生诸事上。
到了琢郡，一门心思的只想让百姓们尽快过上好日子。
他到任第一件事就是和省府高官吵了一架，据说吵的格外凶。
原因，是维安县头上那个罪名。
维安县出了一起十恶不赦的大案，按照前朝旧历维安县的百姓十年之内都要被严苛管制，读书人十年不能参加科举，可以说，这十年，维安县的百姓绝无出头之日。
张望松和省府的官员一直争，争的几乎头破血流，最终争赢了。
他把维安县头上那顶大帽子摘了，并且亲自在维安县住了半年，帮助当地百姓恢复生活。
就这一件事，不知道触怒了多少人。
表面上看这是对于出现了重大恶劣罪行地方的惩处，实际上都是生意。
如果你是省府官员，本省之内有一县出现了十恶不赦的大案，这时候，最着急的是谁？
当然是户籍在那个县的读书人，他们最急。
不管是有钱人还是没钱的，都急。
学子寒窗苦读，只等科举之后一朝飞上枝头做凤凰，但这样的惩处，断了所有学子的上升路。
于是有钱的人先跑来省府走动关系，很简单，维安县的读书人不许参加科举，那就把户口转出去好了。
但，朝廷查得严，你想转出去就转出去？就算是转出去了，到时候一看是本年才从维安县转出的户籍，科举还是不许参加的。
要转出户籍，还要把转出的时间提前最少一年，那......钱来！
谁给的多谁的事就排在前边办。
省府主管这种事的官员，一年就能赚的满嘴流油。
他们还会看人下菜碟，有钱的多要，没钱的也要，就是尽可能的要，你家里能拿出多少就要多少的那种。
钱给足了的，当然直接就给办了。
钱给不足的，家里有多少给多少的，也好办，等到了日子求他们办事的人来了，就一句话：办不了。
要是问他们钱呢，还是一句话：上边收了，但不给办。
不管有钱人还是没钱的人，钱都是要收的，区别只是一个给办一个根本不给办而已。
维安县属于琢郡，上一任琢郡知府因为维安县的事，每年都能吃不少银子进去，他当然不是只自己吃，上边省府的要喂饱，下边的手下也要分一些，大家都拿了，大家都不说话，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可张望松来了之后，这么容易来财的生意断了。
他也去省府奔走，但他不是去给省府的人送钱分钱，他去吵，据理力争的吵。
原本大家都按照规矩来，就他不守规矩。
省府的人不管他去多少次都不答应他的要求，那他就告状到朝廷，直接实名写信到户部，到御史台，甚至上奏疏。
最后他赢了，维安县百姓头顶的大帽子被摘掉了，可保北省里做官的，尤其是省府做官的，琢郡做官的，个个都盼着张望松早点死。
所以崔昭正说张望松早该死了。
他没死，活着呢，但是升迁的路好像也断了。
户部每年的考评，省府给出的评价都不高，就卡在张望松只能留在琢郡的那条线内。
按分数来说，上是上不去的，被贬职倒也不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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