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完简单的早饭，王猛揣着仅剩的几块钱，走出出租屋，去邻镇寻找渺茫的生计。而此刻，在距离清源县数千里之遥的西北边陲，梅丽，正蜷缩在一辆更加破旧、颠簸得如同随时会散架的大巴车后排角落里。
这辆车，正行驶在一条仿佛没有尽头的、粗糙的砂石路上，朝着地图上更边缘、更靠近国境线的方向驶去。窗外的景象，已经荒凉到近乎残酷。
目之所及，是连绵起伏、寸草不生的褐色山丘，是广阔无垠、反射着刺眼白光的盐碱地，是偶尔可见的、被狂风塑造出诡异形状的雅丹地貌。
天空是一种高远到令人心悸的蓝，没有一丝云彩，太阳明晃晃地挂在天上，却感觉不到多少暖意，只有干燥到极点的风，卷着细小的沙砾，永无休止地拍打着车窗。
梅丽已经记不清这是她换乘的第几辆车，到达的第几个所谓“可能靠近部队驻地”的镇子或兵站了。从那个小镇武装部老同志指点的“逢五逢十可能有军车”的地方失望离开后，她没有放弃
。她靠着那点所剩无几的钱和好心人偶尔的接济（比如那个神秘人给的粮票和一点零钱），开始了更盲目、也更艰苦的辗转。
她打听到，边防部队的驻地非常分散，而且经常换防，很多地方甚至没有确切地名，只有代号。她就像一只无头苍蝇，在广袤荒凉的边境地区乱撞。
每到一个稍微有点人烟的地方——可能是地图上一个小黑点代表的“镇”，也可能是公路旁几间土房构成的“兵站”或“道班”——她都会下车，用那双已经布满血丝却依旧执着的眼睛，四处张望，寻找任何与军队有关的痕迹：绿色的军车、穿着军装的人、有哨兵站岗的大门……哪怕只是一块写着“军事管理区”的模糊牌子。
然后，她会鼓起勇气，向当地人打听。她问过路边小店裹着头巾、面容黝黑的老板娘，问过赶着羊群、沉默寡言的牧民，问过跑长途运输、满口脏话的司机，也问过其他看起来像是外来者的人。她的问题总是那几个：“请问，这附近有部队吗？”“您知道XX部队（哥哥的番号）在哪儿吗？”“有没有当兵的来过这里？”
得到的回答，大多是茫然的摇头，或者带着浓重口音、她听不太懂的简短话语：“莫有。”“不晓得。”“部队？远了去了，往北（或西、或东）再走百十里，荒得很，没人去。”偶尔有人似乎知道一点，但说出的地名或方向，往往又指向另一个更加遥远和模糊的地点。
一次次希望燃起，又一次次迅速熄灭。带来的干粮早就吃光了，钱也花得所剩无几。她只能买最便宜的、硬得像石头一样的馕饼，就着公共水龙头里带着土腥味的凉水，一点点啃食。
晚上，她要么蜷缩在车站冰冷的长椅上，要么花一块钱挤在散发着浓重体味和羊膻味的大通铺旅社角落，用自己破旧的背包当枕头，紧紧抱着，警惕着周围的一切。
她的模样早已不复离开时的清秀。脸被高原的阳光和风沙吹打得又黑又糙，嘴唇干裂出血，起了厚厚的皮。
头发油腻打结，胡乱扎在脑后。身上的棉袄更加肮脏破旧，袖口磨出了毛边，沾满了洗不掉的污渍。脚上的鞋子也开了口，用捡来的布条勉强缠住。
只有那双眼睛，虽然写满了疲惫和风霜，却依旧亮得惊人，那里面燃烧着一种近乎偏执的信念——找到哥哥！
身体上的苦，她都能忍。最折磨人的，是那种无边无际的孤独、茫然和日益加深的恐慌。离家越来越远，环境越来越陌生凶险，寻找的目标却越来越模糊，仿佛海市蜃楼。
她常常在半夜惊醒，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巨大的恐惧将她吞噬。她想念母亲温暖却粗糙的手，想念玉珍婶的唠叨，想念小芳的陪伴，甚至想念猛子哥那火爆却护短的脾气。她更担心家里的情况：母亲和玉珍婶的病好了吗？猛子哥出来了吗？吴为民他们有没有再欺负家里？
这种两头悬空的牵挂和担忧，几乎要将她的精神压垮。但她不敢停下来，更不敢回头。回头意味着前功尽弃，意味着家里最后的希望破灭。她只能咬紧牙关，继续往前走，继续问，继续在那片仿佛能吞噬一切的荒原上，寻找那一点点可能根本不存在的微光。
此刻，大巴车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停了下来。司机用含糊的方言喊了一声，梅丽没听清地名，但看到其他几个乘客开始下车，她也跟着背起行囊，踉跄着走下了车。
眼前是一个比她之前到过的任何地方都更加简陋的“站点”——其实就是公路边一块稍微平整的空地，旁边有两间低矮的、用石块和泥土垒成的房子，屋顶盖着油毡和压着石头，墙上用红漆刷着几个已经褪色的大字，似乎是“某某道班”和“停车吃饭”。远处，是更加荒凉的山地和似乎永远也走不出去的戈壁。
风更大了，卷起的沙尘打得人睁不开眼。梅丽把围巾往上拉了拉，遮住口鼻，朝着那两间房子走去。一间房子的门开着，里面黑洞洞的，传出油腻的饭菜味道和几个男人的粗野说笑声，像是个饭馆。另一间房子关着门，看不出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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