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以“饥民”为主的盗匪，在融合了历年因为援辽而逃亡的边卒后。
逐渐变成了有组织的武装力量。
他们身穿盔甲，手持兵器，甚至配备了战马。
动辄数千人一起行动，在西安周边的耀州、泾阳、三原等地烧杀抢掠。
泾阳和富平两地受害尤为严重。
费书瑜听说那边的村庄被烧成了废墟，财物被洗劫一空，牲畜被宰杀殆尽。
幸存的百姓扶老携幼，四处逃亡，脸上写满了惊恐。
“这些人大多是普通的农民，若不是走投无路，谁愿意拿起刀枪？”
费书瑜作为陕西人，他对这些乡党遭遇感同身受。
陕西的局势日益恶化，与中央政府的决策失误和人事动荡密不可分。
崇祯元年五月。
三边总督史永安因曾为魏忠贤建生祠，被御史宁光先弹劾罢官。
接任者是七十六岁高龄的“关中鸿儒”武之望。
这位老人学识渊博，在医学、文学等领域都有很高的造诣。
尤其擅长儿科、妇科医学。
着有《济阳纲目》《济阴纲目》等医学名着。
然而，让一位文弱的学者来主持三边军务，无疑是“赶鸭子上架”。
武之望到任后，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
一方面，为了支持辽东战事，朝廷不断加重税赋，导致民怨沸腾；
另一方面，陕北连年大旱，王二、王嘉胤等起义军纷纷崛起，“流贼猖獗”。
同时，军中因缺饷而人心浮动，甚至有图谋作乱者。
武之望虽然上任之初依靠“廉治其魁，使一军肃然”，但这只是暂时的平静。
崇祯元年十二月，饥饿的固原镇戍卒发生兵变。
哗变的士卒劫走了州库的财物，转而攻打泾阳、富平、三原等地，游击李英被俘。
这些哗变的士兵，很快就与当地的盗匪合流，成为了新的“流贼”。
陕西的局势，彻底糜烂了。
连费书瑜所在的延绥军营，也受到了兵变的影响。
特别是今年的年赏又没发。
营中一些士兵蠢蠢欲动，私下里流传着要“效仿固原军”让欠他们军饷赏银的吴镇台和岳抚台好看。
将爷和费书瑜他们这些左营军官将他们安抚住。
但这样下去，他知道兵变怕只是早晚的事。
但他没有办法，不但他没办法，将爷都没办法！
他听说将爷多次向上级反映情况，但得到的回复总是“朝廷财政紧张，再等等”。
崇祯二年（1629年），大旱继续肆虐。
陕西各地常常半年滴雨未下，江河枯竭，井泉见底，甚至出现了“河道扬尘”的奇观。
粮食价格再次飙升，水的价格也翻了几番。
百姓们为了争夺一口水，甚至不惜大打出手。
关中地区，作为九边军事要地的核心，所需的军饷供应比其他省份多一倍。
但由于崇祯皇帝要为袁崇焕的“五年平辽”计划买单，朝廷财政极度紧张。
延绥、宁夏、固原三地的军饷已经连续短缺三年。
军民生活陷入了绝境，失去了安居乐业的信心。
而盗匪的活动愈发猖獗。
他们不再是小股流窜，而是大规模的武装集团。
年初延绥东路曾奉命进行过一次围剿行动。
对方有数千人，且多骑兵，作战勇猛。
明军虽然装备精良，但因为饥饿和疲惫，战斗力大打折扣，最终只能狼狈撤退。
好在延绥毕竟是重镇，这些流民帅也不敢太猖獗。
听说现在的关中，每月都有成群结队的武装人员身穿盔甲、敲响锣号，在西安周边地区横行霸道。
面对日益失控的局势，陕西的官员们陷入了互相推诿的怪圈。
崇祯二年二月，陕西巡抚胡廷宴和延绥巡抚岳和声见形势发展再也无法隐瞒，只好硬着头皮向朝廷报告灾情和盗匪的情况。
兵部奉旨调查时，两人互相指责推诿——胡廷宴抱怨岳和声辖区的边兵作乱，认为是边防军军纪涣散导致了局势恶化；
岳和声则指责胡廷宴辖区的驻军造反，声称是内地治安问题引发了连锁反应。
陕西巡按御史吴焕则对两人各打五十大板。
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写道：“盗贼初起时，边贼少而土贼多；
如今都是精锐的骑兵，动不动就是七八千人。
两位巡抚隐瞒不报，互相推诿，是导致形势迅速恶化的主要原因。”
就在此时，三边总督武之望因为“固原兵变”的事情，忧惧成疾。
他深知，自己作为三边总督，对固原戍卒兵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而朝廷不仅没有拨付军饷，反而不断催促他“剿匪”。
武之望感觉自己已经走投无路——多次向户部申请军饷未果，面对士卒哗变威胁和流寇燎原态势，因缺乏财政支持陷入绝望。
崇祯二年三月戊寅，身心俱疲的武之望在固原总督府自杀身亡。
关于他的死因，陕西的官员们再次发生了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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