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五的医院长夜，像是被浸泡在稀释过的福尔马林溶液里，时间流动得粘稠而滞重。父亲在药物作用下昏睡着，鼾声粗粝，带着肺部积液般的杂音。何炜蜷在硌人的陪护椅上，薄毯裹不住从四壁渗来的寒意。他睁着眼，看窗外路灯透过百叶窗，在天花板投下一道道明暗相间的栅栏影子，仿佛自己也被困于其间。停职、家庭冷战、苏晴决绝的短信、那笔徒劳的十万块转账……种种心绪沉淀为一种精疲力竭的麻木。然而在这麻木的深处，记忆的暗流却固执地翻涌，将那些他以为早已封存的画面，一帧帧拖曳到眼前，带着前所未有的清晰，甚至让他重新看见了许多当时未曾留意的纹理。
一切始于那个古镇亮化项目的第一次正式沟通会，在“新安文旅”那间会议室。她是甲方项目负责人，苏晴。浅灰色西装，头发挽得一丝不苟，细框眼镜后的目光冷静得像刻度尺。她倾听时微微侧头，手指无意识地在平板电脑边缘轻叩；提问时，问题简洁，却总能精准刺中方案最含糊的软肋。何炜当时只觉得压力不小——这是个不好糊弄的对手。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第三次方案修改后的单独约谈。地点在一家安静的咖啡馆，离双方单位都远。起初仍是工作，摊开图纸，争论灯光色温和照射角度。争到后来，两人都有些疲了。她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这个动作让她脸上那层职业化的坚硬瞬间软化了些许。“何主任，”她忽然说，声音里带着一点罕见的、近乎抱怨的疲惫，“你们做方案的，是不是都觉得我们甲方只会拍桌子挑刺？”
何炜愣了一下，苦笑：“不敢。苏科您指出的问题都在点上。”
“不是指问题，”她重新戴上眼镜，目光却投向窗外下午慵懒的阳光，“是指感觉。你们总想做出‘震撼’、‘惊艳’的效果，但有时候，一个古镇的夜晚，需要的可能不是被‘点亮’，而是被‘看见’。看见它的皱纹，它的沉默，它墙角青苔的湿度。”她顿了顿，自嘲地笑了笑，“我是不是有点太文艺了？跟项目无关。”
“不，很有意思。”何炜有些意外，这超出了纯粹的技术讨论，“‘看见’比‘照亮’难。需要更慢的心，更细的眼。”
她看了他一眼，那眼神里有什么东西闪动了一下，像平静湖面投进一颗小石子。“你看过《园林》那部纪录片吗？”她忽然问了个完全不相干的问题。
“略有涉猎，拍得很美。”
“我父亲喜欢。”她端起已经凉了的咖啡，语气随意，却似乎打开了某道闸门，“他是学建筑的，老派，总说现代建筑失了‘意境’，光知道堆材料。小时候，他带我去逛苏州园林，不是看热闹，是让我摸那些冰凉的湖石，听雨打芭蕉的声音，说‘设计’的最高境界，是让人感觉不到‘设计’，只觉得本该如此。”她说着，眼神有些飘远，“可惜，他现在老了，走不动了，也看不清了。”
这是何炜第一次听到她提及私人生活。他不知该如何接话，只是点了点头，表示在听。那个下午，他们罕见地没有敲定任何具体条款，反而聊起了徽派建筑的天井采光，聊起了木心，聊起了各自大学时代喜欢的冷门电影。何炜发现，褪去甲方负责人的身份，她知识面颇广，见解独到，偶尔冒出一两个尖锐甚至略带刻薄的评论，随即又会为自己可能的失言抿嘴一笑，露出一点与年龄不符的稚气。他也难得放松，谈起自己大学时曾想当个到处跑的摄影记者，后来觉得“养不活家，也安不了父母的心”。她说：“能把爱好变成工作的人是幸运的，但能把责任扛成习惯的人，也许更……不易。” 她说“不易”时，看了他一眼，那目光很深。
之后，工作接触依旧频繁，但某些东西悄悄变了。邮件往来中，偶尔会夹杂一两句与项目无关的闲聊，关于某本新书，某场展览。她有时会对他文案中某个别致的用词表示赞赏，不是客套，而是能说出好在哪里。何炜感到一种久违的、被理解的愉悦。他那被公文和家庭琐事磨得有些粗糙的感知力，似乎在她那里得到了细腻的回应。
真正让关系滑向另一个维度的，是一个意外的周六下午。何炜本该在家，因父亲临时有点胸闷去了趟医院，回家路上心烦意乱，鬼使神差地把车开到了城西那个没什么游客的湿地公园。秋阳正好，他沿着栈道漫无目的地走，只想清空一下塞满各种烦忧的脑袋。然后，他看见了苏晴。
她独自一人，坐在水边一棵老柳树下的长椅上，没穿正装，只是一件简单的米白色针织衫和牛仔裤，头发松松地挽着，戴着一顶渔夫帽，膝盖上摊着一本速写本，正对着远处几只水鸟勾勒着什么。阳光透过柳枝，在她身上洒下斑驳的光影，那一刻的她，没有丝毫职场上的锋芒，安静得像个逃课写生的女学生。
何炜脚步顿住了。他应该悄悄离开，但不知为何，脚步却像有自己的意识，走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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