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首那尖利的嗓音还在篱笆墙外打着旋儿，李家的破屋里，空气却像是瞬间被抽干了，凝固得能噎死人。
“胡老爷寿辰……看着办……”
这轻飘飘的六个字，落在李老栓一家耳朵里，比之前陈二爷催税的铜锣声还要沉重。催税，好歹还有个朝廷法度的名头，可这寿宴的份子钱，纯粹是赤裸裸的、披着“人情往来”外衣的权力勒索。
妇人手里的野菜篮子“哐当”一声掉在地上，刚费劲挖来的、带着泥的根茎撒了一地。她脸色煞白，嘴唇哆嗦着，却发不出一点声音。狗剩虽然年纪小，但也明白“胡老爷”和“出钱出力”意味着什么，刚才因为守护鸡蛋而生出的那点兴奋劲儿，瞬间被恐惧取代，下意识地往灶坑边那个盖着软草的破筐靠了靠，仿佛那未出世的小鸡能给他提供庇护。
李老栓佝偻的背似乎更弯了，他蹲在墙角，脑袋几乎要埋进膝盖里，只有那剧烈起伏的、瘦骨嶙峋的肩胛骨，透露着他内心的惊涛骇浪。他活了半辈子，太清楚这“看着办”背后的含义了。
在李家坳，乃至整个大明帝国的乡村，人情往来从来就不是简单的情感表达，它是一张密密麻麻的、标识着身份、地位和权力的关系网。胡里长的寿宴，就是这张网的一次集中演练和权力确认。
对于胡里长那样的体面人来说，寿宴是炫耀实力、巩固权威、收拢人心的绝佳舞台。对于依附于他的甲首、富户、以及那些需要他庇护的佃户来说，这是表忠心、攀交情、维持关系的必要投资。可对于李老栓这样位于社会最底层、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贫农来说，这就是一道躲不过去的鬼门关。
“份子钱……”李老栓的声音像是从破风箱里挤出来的，带着绝望的嘶哑，“往年……哪怕家里只剩一把糠，也得凑出几个鸡蛋，或者一升粗粮……今年，今年这可咋办？”
是啊，今年可咋办？家里能卖的都卖了，能当的都当了，唯一值点钱的可能就是那几件破农具和身上快遮不住体的衣服。难道要拿李根柱好不容易藏起来的那点救命粮食去填这个无底洞？或者，把希望寄托在那两枚还不知道能不能孵出小鸡的野鸡蛋上？
李根柱的心也沉到了谷底。他来自现代，对“随份子”并不陌生，但那更多是建立在相对平等的社交圈层里的一种礼尚往来。而眼前这种，分明是封建权力结构下，统治阶级对底层的一次合法抢劫。它巧妙地利用了乡村社会重视“人情面子”的心理，将经济剥削包装成道德义务。你不随？那就是不给胡老爷面子，不懂人情世故，在村里就会被打上“异类”的标签，以后的日子可想而知——徭役最重的派给你，好事绝对轮不到你，甚至可能被随便找个由头整治得家破人亡。
“爹，娘，这钱，咱们不能随，也随不起。”李根柱深吸一口气，说出了这个残酷的现实。他知道这话会引来更大的恐惧，但逃避解决不了问题。
“不随？！”妇人几乎是尖叫起来，“柱儿，你疯了吗？不随？胡老爷能放过咱们？甲首明天就能带人把咱家这破屋顶给掀了！”
李老栓也猛地抬起头，浑浊的眼睛里满是惊恐：“根柱！这话可不敢乱说！以往有不随的，结果呢？王老五家的牛怎么死的？赵寡妇家的田是怎么被河水冲了界石占去的？你忘了？”
李根柱当然没忘，这身体原主的记忆里，充斥着这种隐形的暴力和不公。他压低了声音，尽量让自己显得冷静：“爹，娘，我不是说不理会。我的意思是，咱们得想个办法，既不能把最后活命的东西交出去，又得把眼前这关熬过去。”
“办法？能有啥办法？”李老栓痛苦地抱住头。
接下来的两天，整个李家坳都笼罩在一种诡异的气氛里。表面上，村民们见面都在讨论胡老爷的寿宴，互相打听着该随什么礼才“合适”，脸上堆着虚假的恭敬和热情。但背地里，家家户户都是愁云惨淡。能勉强拿出点东西的人家，在心疼不已地权衡；像李家这样实在拿不出的，则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
李根柱仔细观察着。他看到有家境稍好点的农户，提着一小袋粮食或者一只捆着脚的鸡，小心翼翼地送去胡家大院，回来时脸上带着一种既肉痛又仿佛松了口气的复杂表情。他也看到有更穷的人家，当家的男人在胡家院门外徘徊许久，最终硬着头皮进去，出来时脸色灰败，像是被抽走了魂——不用说，肯定是签下了新的借据或者答应了某种苛刻的劳役条件。
权力在这场“人情”盛宴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它不需要明火执仗，只需要一个名头，就能让整个村庄自动运转起来，将本就微薄的财富，再次向顶端集中。
寿宴前一天，甲首又来了，这次是直接点名。
“李老栓，明天就是正日子了，你们家准备得咋样了？胡老爷可是点名问了，说你们家前阵子刚得了官差……抚恤，可不能装穷啊。”甲首皮笑肉不笑地说道，眼神却像刀子一样在李家人身上刮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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