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子，总算怀着无尽的忐忑与希望，埋进了冰冷而贫瘠的土地里。但李家人的心，却丝毫无法放松，反而被另一种更迫近的焦虑所攥紧——粮食，又快见底了。
瓦罐里又只剩下那点黑乎乎的、掺杂着观音土和树皮粉的麸皮，以及每日里越挖越少、越挖越老的野菜。
春播耗费了李老栓巨大的体力，他肉眼可见地又瘦了一圈，眼眶深陷，走路都打着晃。狗剩还没好利索。李根柱自己依旧虚弱，高烧虽退，但冻伤的双脚和腹部的胀痛依旧折磨着他。妇人要照顾一大家子，也是心力交瘁。
活下去，需要热量。地里的庄稼要长，更需要人用体力去呵护。
没有粮食，一切都是空谈。人饿死了，地里的苗长得再好也是别人的。
眼看着又要回到之前那种靠吃土捱日子的绝望境地，李老栓蹲在门口，看着村东头那一片青砖瓦房，脸上的皱纹深刻得像是用刀刻出来的。
他知道，只剩下最后一条不是路的路了——借贷。
向谁借？普通农户家家都揭不开锅，唯有村里那几户富户，比如胡里长家，比如在县里有亲戚开杂货铺的王老六家，他们手里才可能有余粮。而他们，也绝不会放过这个盘剥乡邻的“好”机会。
明末的农村借贷，从来就不是雪中送炭，而是趁火打劫，是敲骨吸髓。其条件之苛刻，利息之高利贷，足以让任何借债者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最常见的，就是“羊羔息”，也叫“驴打滚”。比如借一斗粮，秋后可能要还一斗半甚至两斗！这还算是“仁慈”的。更狠的是“青苗贷”，即在青黄不接时借贷，秋后用尚未收获的粮食抵债，价格往往被压得极低，借一斗粗粮，可能要用价值两三斗的细粮来还！
除此之外，往往还需要抵押。穷人家有什么可抵押？无非是那几亩薄田的使用权，或者干脆就是人身——预支工钱，接下来一整年甚至几年都要给债主当牛做马，谓之“抵身贷”。
李老栓清楚地记得，前村张老汉，去年春天为了给孩子治病，向胡里长借了五斗麦子，立下字据，秋后还八斗。结果夏天一场雹子，收成减半，张老汉还不起，只能将家里仅有的三亩好田的佃租权抵给了胡里长，自己反而成了胡家的佃户，辛苦一年，收成的七成都要上交，一家子活得比之前还不如。
这就是借贷的陷阱。一旦踏进去，就很难再爬出来。
但是，不借呢？眼前就要饿死！地里的苗没人照料，同样是个死！
李老栓陷入了极度痛苦的挣扎。他知道这是饮鸩止渴，但他没有别的选择。
“当家的…要不…再去求求胡里长？”妇人看着丈夫痛苦的样子，怯生生地提议，眼神里却充满了恐惧。她显然也知道借贷意味着什么。
李老栓沉默了很久，最终，像是被抽干了所有力气，重重地点了点头。
去求胡里长，还有一丝“希望”。去求别人，可能连门都进不去。
这一天，李老栓特意换上了那件最“体面”的、补丁最少的衣服，揣着家里最后那点铜板，怀着上刑场般的心情，一步一挪地朝着胡里长家那气派的院门走去。
李根柱躺在屋里，心情同样沉重。他深知高利贷的可怕，但在绝对的物质匮乏面前，任何现代的经济学知识都显得苍白无力。他只能祈祷，胡里长能稍微“仁慈”一点，或者父亲能谈下一个相对不那么苛刻的条件。
等待的时间格外漫长。
不知过了多久，李老栓回来了。
他不是走回来的，几乎是拖着腿挪回来的。脸色灰败得像灶膛里的冷灰，眼神空洞，仿佛魂都被抽走了。手里，空空如也。
“当家的…怎么样？”妇人急切地迎上去。
李老栓一屁股瘫坐在门槛上，双手捂着脸，发出一种压抑的、如同困兽般的呜咽。
半晌，他才抬起头，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和绝望：“…胡里长…说…可以借…三斗陈年麸皮，掺了一半沙土的那种…”
三斗掺沙的麸皮！这够吃几天？而且代价是…
“…秋后…还五斗新麦…”李老栓的声音像是在哭，又像是在笑，“…要是还不上…就得…就得把咱家那两亩坡地的契押给他…要是地也不够抵…就得让狗剩…去他家扛活…抵债…”
条件之苛刻，令人发指！三斗劣质麸皮，换五斗新麦！这简直是明抢！而且直接盯上了他家的地和未成年的儿子！
妇人一听，眼前一黑，差点晕过去：“这…这是要逼死我们啊！那两亩坡地是最后的命根子啊！狗剩才多大…”
“不借…就得现在饿死…”李老栓的声音没有任何起伏，只有彻底的麻木，“…他算准了…咱们没得选…”
屋里死一般的寂静。高利贷的绞索，已经冰冷地套在了李家的脖子上，缓缓收紧。
就在这时，外面突然传来一阵不同寻常的喧闹声，似乎有锣响，还有人吆喝。
一个平时几乎不往来的邻居竟然破天荒地跑到李家门口，隔着破院子喊了一嗓子：“李老栓！快！村头打谷场！官府…官府来放赈了！”
放赈？！
这两个字，如同黑暗中突然划过的另一道闪电，虽然不知是吉是凶，却瞬间吸引了所有绝望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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