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明了能转移伤痛的药膏。
只要涂抹在伤口，痛苦就会转移到指定对象身上。
代价是对方承受的痛苦会翻倍，且无法再次转移。
当女儿车祸重伤时，我毫不犹豫地将她的伤痛转移给邻居。
邻居当晚因剧痛猝死，而我从此再不敢让自己受一点伤。
直到女儿再次摔断腿，我颤抖着将药膏涂在自己身上——
瞬间理解了邻居死前承受的是何等酷刑。
更可怕的是，女儿哭着说：“妈妈，药膏好像……会传染。”
药膏的气味像铁锈混着烂橘子，在狭小的地下实验室里弥漫。安娜盯着培养皿里那团缓慢蠕动的深绿色胶质，指尖神经质地敲击着不锈钢操作台。成了。她几乎能肯定。三十七次失败，耗尽了积蓄，熬干了睡眠，但这次——她舔了舔干裂的嘴唇，拿起一旁准备好的手术刀片。
刀锋划过左手小臂内侧的皮肤，一道寸许长的口子瞬间绽开，鲜红的血珠争先恐后地涌出。尖锐的疼痛让她倒抽一口冷气。她立刻用消过毒的刮刀挑起一小块粘稠的绿色药膏，小心翼翼地涂抹在伤口上。冰凉滑腻的触感盖过了灼痛。她拿起手机，拨通了丈夫彼得的号码。
“彼得，”她的声音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现在，感觉一下……你的左手臂。”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随即传来彼得压抑的抽气声。“嘶……怎么回事？突然像被刀割了一下！就在左臂这里！”他的声音充满了困惑和一丝恼怒，“你在搞什么鬼，安娜？”
安娜的心脏狂跳起来，几乎撞碎肋骨。她低头看自己的手臂——那道新鲜的伤口依旧存在，皮肉翻卷，渗着血丝，但刚才那尖锐的、火烧火燎的痛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奇异的麻木，仿佛那伤口是长在别人身上。而彼得在电话那端的痛呼，像最动听的乐章。
“成了！彼得！真的成了！”她对着话筒尖叫，声音因激动而变调，“‘潘多拉’！我的药膏！它能转移伤痛！我把我的伤，我的痛，转移给你了！”
电话那头是更长的沉默，只有彼得粗重的呼吸声。“……转移？痛？”他的声音低沉下去，带着难以置信和隐隐的恐惧，“安娜，你……你做了什么？这感觉……不只是被割一下那么简单……像……像有烧红的铁条在肉里搅……”他的声音开始扭曲，夹杂着痛苦的呻吟。
安娜愣住了。彼得描述的痛感，远超她刚才承受的。她只是被手术刀划了一下，而彼得却像是在遭受酷刑。一个冰冷的念头蛇一样钻进她的脑海：代价。这违背常理的力量，怎么可能没有代价？她猛地想起实验笔记角落里，自己用红笔潦草写下的、当时以为是胡思乱想的警示语——转移后的伤痛会在承受者身上痛苦倍增，且无法被再次转移。转移者后续承受相同类型伤痛会自动加倍。
倍增！无法转移！她浑身发冷，对着话筒语无伦次：“彼得！彼得你听我说！坚持住！我……我这就过来！我……”
“啊——！”一声凄厉到不似人声的惨叫从听筒里炸开，随即是重物倒地的闷响，接着，死寂。
“彼得？彼得！”安娜对着手机嘶喊，回应她的只有忙音。她疯了一样冲出实验室，开车冲回家。客厅里，彼得蜷缩在地毯上，身体僵硬，双目圆睁，瞳孔已经散大，脸上凝固着极致的痛苦表情。法医后来的结论是：突发性心因性休克，诱因不明，推测是遭受了难以想象的剧烈疼痛刺激。
安娜的世界崩塌了。她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丈夫，用她引以为傲的发明。她销毁了所有实验记录，只留下指甲盖大小的一点“潘多拉”，封存在一个真空小瓶里，藏在项链吊坠中。这是她罪行的证据，也是她无法摆脱的诅咒。她辞去了研究所的工作，搬了家，切断了几乎所有社会联系，像一只受惊的鼹鼠，把自己深深埋藏起来。她小心翼翼地活着，不敢切菜，不敢跑步，甚至不敢在浴室放防滑垫以外的地方多走一步。任何可能带来伤痛的风险，都被她以近乎偏执的方式规避。她不能受伤，绝对不能。一次普通的割伤，如果转移出去，可能会直接杀死一个无辜的人；而如果自己承受，下一次同样的伤，痛苦就会翻倍。这是一个死循环，一个以她丈夫的生命为代价画下的、鲜血淋漓的牢笼。
唯一的慰藉是女儿莉莉。莉莉是她灰暗世界里仅存的光。她把所有的爱，所有的保护欲，都倾注在这个小小的生命上。她给莉莉买最安全的儿童座椅，带她去空旷无车的公园，连家里的桌角都用厚厚的软胶包起来。她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祈祷着悲剧不要重演。
然而，命运似乎格外喜欢捉弄小心翼翼的人。莉莉八岁生日那天，安娜带她去新开的室内游乐场。巨大的彩色城堡，柔软的海洋球池，孩子们兴奋的尖叫此起彼伏。安娜的视线一刻也不敢离开在蹦床上欢快跳跃的莉莉。就在她低头看手机确认时间的几秒钟——一声沉闷的撞击声，紧接着是莉莉撕心裂肺的哭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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