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左脸带疤的红棍头目猛地拍案而起，桌上的虾饺笼都震得晃了晃，笼屉盖弹开半寸，几个虾饺滚到桌沿，“现在龙叔烂在坟里，阿强也沉了海，油麻地的规矩，该由我们尖沙咀堂口改改了！”阿坤猛地攥紧怀表，表链勒得掌心发疼，指节泛白，青筋都爆了出来：“阿强没了，龙叔没了，但油麻地的街坊还在，他们的拳头也在。”他朝门外高声喊了声：“林伯！”包厢门“哗啦”被推开，林伯带着十几个渔民涌进来，有的扛着捞渔的铁钩，钩尖闪着寒光，还沾着点没干的海盐；有的握着晒渔获的木叉，木叉上还挂着晒干的渔网线；最年轻的渔民怀里抱着个渔炮，炮身还留着上次打渔时溅的盐渍，粗粝得硌手，虽然没装火药，却足够有威慑力。林伯往前一步，铁钩往地上一戳，火星都溅了起来：“丧波，想抽我们渔民的血汗钱，先问问这铁钩答不答应！我们跟着坤哥有饭吃，谁要断我们的活路，我们就跟谁拼命，大不了鱼死网破！”
丧波的脸色从僵白变成铁青，像涂了层锅底灰，他没想到阿坤会带渔民来——道上讲数，向来是堂口之间的事，动用到街坊百姓，就说明阿坤的底气不是靠堂口势力，是靠人心，这比一百个红棍都有威慑力，真闹起来，他占不到半点理。这时包厢门又被推开，张老板抱着个文件夹跑进来，额角还沾着汗，衬衫都湿透了贴在背上：“丧波哥，这是尖沙咀‘富华楼’‘海鲜皇’等八家大酒楼的进货单，你看清楚——他们每月的石斑鱼、墨鱼干全是从我们这儿拿的，占了他们海鲜进货量的六成，少了我们的货，他们的海鲜档就得空一半。要是你硬要抽水，我们明天就断供，到时候酒楼老板们找不到鲜货，第一个找的就是你这个坐馆，可不是我吓唬你！”他把进货单摔在桌上，单子上的酒楼公章鲜红醒目，墨迹都没干透，“这些老板跟和联胜的龙头都有交情，你要是坏了他们的生意，后果不用我说吧？龙头的脾气，你比我清楚。”
包厢里静得能听见窗外茶餐厅伙计收盘子的“叮当”声，还有远处码头传来的渔船鸣笛声，绵长又悠远。丧波摩挲着佛珠，指腹反复蹭过一颗有裂痕的珠子，那是当年龙叔送他的，突然“嗤”地笑了，笑声里带着点无奈：“陈坤，你比阿强当年还狠——他靠拳头镇江湖，你靠人心稳地盘，我服。”他站起身，对着阿坤抱了抱拳，双手按在左胸，是道上最郑重的礼数：“三成水我不提了，但尖沙咀的酒楼要优先拿鲜货，每天的头批石斑鱼得给我们留着，价格不能比内地采买高——这是我给兄弟们的交代，也是最后的底线，不能让我在弟兄们面前抬不起头。”阿坤点头，伸手端起茶杯，杯沿碰了碰他的杯子：“好说，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街坊，生意要做，情义更要讲——公平公道，我陈坤从不食言。”丧波走的时候，拍了拍阿坤的肩，力道不轻不重，带着点江湖人的认可：“以后油麻地有事，派人去尖沙咀说一声，我丧波认你这个话事人，绝不含糊。”
回到码头时，阳光已经暖烘烘的，晒得人后背发烫。陈阿婆正带着几个街坊往渔获箱上贴“油麻地鲜货”的红标签，标签上还印着小小的船桨图案，是她上中学的孙子用电脑设计的，透着股机灵劲儿。见阿坤回来，她立刻从冒着热气的铜锅里盛了碗热鱼蛋，粗瓷碗上还冒着白雾：“我就知道你能赢！阿强当年跟龙叔讲数，也是在周记茶餐厅，最后龙叔握着他的手说‘油麻地有你守着，我放心’——现在你比阿强还周全，考虑得更细。”阿坤捧着碗喝了口汤，咖喱的热意从喉咙暖到心里，连指尖都热了。林伯拿着手机跑过来，屏幕还亮着，上面是通话记录：“坤哥，尖沙咀‘富华楼’的李老板打电话来，说下周要订三十箱石斑鱼，还说价格随便你定，只要保证是头批鲜货，他不差钱！”
下午两点，内地采买的冷藏车准时到了，车身上的“油麻地鲜货专供”红字在阳光下格外醒目，是张老板连夜找广告公司喷的，颜色鲜亮。司机跳下车，递来一包软中华，脸上笑开了花，眼角的褶子都挤在了一起：“坤哥，这次过尖沙咀隧道时，丧波的马仔看见我们的车，都主动站在路边指挥交通，说‘这是油麻地坤哥的货，谁都不准挡，挡了就是不给丧波哥面子’！”张老板拿着刚签的供货合同跑过来，合同上的红章墨迹未干，他晃着合同喊，声音都透着喜气：“坤哥，尖沙咀八家酒楼一共订了五十箱石斑、三十箱墨鱼干，价格比内地还高两个点，这单赚大了，够咱们修码头的防波堤了！”王老板扛着块新做的木牌过来，木牌用的是坚硬的红木，沉得压弯了肩，“油麻地渔获”四个大字漆得通红，边角还雕着船桨图案，刻工精细：“我把木牌挂在码头最显眼的地方，以后咱们的渔获，就是全香港都认的金字招牌，不愁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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