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叔把搪瓷缸捧在手里，缸底的黑垢已经结了层壳，用指甲刮了刮，掉下点碎屑，带着点土腥味。“想补瓷？”他抬头时，我看见他鬓角的白发沾着点木屑，像落了层雪。老爷子点头，浑浊的眼睛亮了亮：“儿子说扔了吧，占地方，我舍不得。这缸子比他岁数都大，跟我亲。”
陈叔从柜子里拿出罐瓷粉，粉末白得像雪，是用景德镇的碎瓷磨的。“补瓷得先除锈，”他往缸里倒了点白醋，泡沫“滋滋”冒出来，像群欢快的小鱼，“然后调瓷粉，得跟原来的颜色一模一样。这红漆最难配，得加三分赭石，七分朱砂，还得兑点明胶，不然挂不住。”他边说边调颜料，毛笔在调色盘上搅出圈圈红晕，像朵慢慢绽开的石榴花，“您看这红，是不是跟原来的差不离？”
老爷子凑近了看，鼻子几乎碰到调色盘：“像！太像了！当年厂里发这缸子时，红得跟庙里的关公像似的，喜庆！”他忽然叹了口气，“现在的东西不结实，我那小孙子的保温杯，用了半年就漏了，哪像这缸子，摔了八回还能用。”
我蹲在旁边看，注意到陈叔左手食指缠着圈纱布，渗着点血。“早上修那把紫砂壶，被壶盖的尖边划的，”他蘸着瓷粉往缺口上抹，动作轻得像给婴儿擦脸，“老物件脾气倔，不小心就跟你较劲。那把壶是晚清的，壶盖薄得像纸，我刚拿起就滑了，幸好没摔碎，就是划了道口子，流了点血，不碍事。”
他忽然笑了，指了指墙上挂着的铜壶，壶嘴歪得像个问号，壶身上补了块黄铜片，边缘打磨得很光滑：“那是我刚出师时修的，补得跟个补丁似的，现在看来，倒像是特意做的造型。前阵子有个搞收藏的来看，说这叫‘残缺美’，给我出五千块买，我没卖。这是我手艺的念想，不能卖。”
下午三点，暴雨突然倾盆而下，雨点砸在窗玻璃上，“噼里啪啦”像在敲鼓，屋檐下的积水顺着青石板流，在门口汇成条小溪。穿雨衣的小伙撞开门，怀里抱着台老式唱片机，喇叭罩裂成了蛛网，雨水顺着他的裤腿往下滴，在地板上积了个小水洼。
“陈叔，这还能修不？”他抹了把脸上的水，雨衣上的泥点溅在案边，“我爸说这是他跟我妈第一次约会时买的，在百货大楼，花了他半个月工资。昨天搬家时从三轮车上掉下来，我妈看见就哭了，说这玩意儿比我岁数都大，怎么就这么不经摔。”
陈叔把唱片机放在架子上，转柄已经锈死，摇起来“嘎吱”响，像老门轴在转动。“喇叭罩得重新做个木架，”他用卷尺量着尺寸，笔尖在纸上画着弧线，纸是用报纸裁的，背面印着1998年的天气预报，“里面的铜线圈没断就好，那玩意儿最难配，上次修个留声机，我跑了三个旧货市场才找着同款，还是个老爷子从床底下翻出来的，说放了三十年了。”
小伙急了，手在雨衣上擦了擦：“那得多久？我妈下周生日，我想给她个惊喜。她总说现在的歌不好听，还是邓丽君的顺耳。”陈叔从储物间拖出个木箱，箱盖是用旧门板改的，上面贴着张泛黄的电影海报，《庐山恋》的。里面堆着各种旧零件，铜齿轮、铁皮喇叭、断了的转柄，分门别类码得整齐，每个零件上都系着张小纸条，写着“1978年，上海产”“1985年，天津制”。
“你运气好，”他翻出个棕色的喇叭罩，边缘有点变形，用手掰了掰，发出“咯吱”的轻响，“这是前阵子收的，上海无线电三厂出的，跟你这台一个型号。我今晚加个班，把边缘磨圆了，换个新纱网，明天一准能取。”小伙刚要道谢，陈叔又从箱子里拿出张唱片，封面是邓丽君穿着白裙子，背景是片蓝盈盈的海，“这个送你，我猜你妈爱听。这唱片是我年轻时买的，当时偷偷听，怕被说成‘小资’。”
唱片的封套有点潮，边角卷得像朵喇叭花，小伙捧着唱片，手指在封面上轻轻摸了摸，突然红了眼眶：“我妈年轻时候最爱听这个，说她跟我爸处对象时，就靠这唱片机撑场面，邻居都羡慕。”他掏出烟想递，又想起什么似的塞回去，“谢谢您陈叔，明天我来取时给您带两斤新茶，我战友家种的，保准香。”
傍晚雨停了，夕阳把窗棂的影子拉得老长，在地上拼出片晃动的光斑。陈叔发现案角有个布偶还没修，布偶的脸被虫蛀了个洞，露出里面的棉絮，是早上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送来的，当时她捏着布偶的衣角，小声说：“这是妈妈生弟弟前送我的，现在它破了，妈妈是不是不爱我了？”
陈叔找出块米色的绒布，是从件旧毛衣上拆的，带着点淡淡的羊膻味。他把绒布剪成圆圆的脸蛋，用红线绣出弯弯的眼睛，针脚密得像排小珍珠，绣到嘴巴时，特意绣成了上扬的弧度。“得让它笑起来，”他自言自语，“小姑娘看见就不会哭了。”
我帮他递线时，指尖触到他手掌的老茧，硬得像块砂纸。“您这手艺学了多少年？”我问。他抬头笑了，眼角的皱纹里还沾着点木屑：“跟我爸学的，十三岁开始打杂，磨工具，调糨糊，二十岁才敢上手修大件。那时候哪有什么修复师，就叫‘缝补匠’，走街串巷的，挑着担子，一头是工具箱，一头是收来的旧物。”他指了指墙上的扁担，竹篾已经泛着深黄，“就这根，陪我走了十年，挑断了三次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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