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新村的各位老师傅、老阿姨，还有各位街坊邻居，我是唐宁，金川市市长。”他的声音通过扩音器传出，并不激昂，但清晰有力，压过了现场的嘈杂，“我知道，大家对拆迁补偿方案有意见，心里有气，有委屈。今天我来，就是来听大家说话的。请选几位代表，我们到指挥部里面，坐下来，慢慢说，一条一条说。我向大家保证，政府不会关起门来搞拆迁，更不会让为金川建设出过力、流过汗的老工人吃亏！”
他的态度出乎许多人的意料。没有官腔，没有推诿，直接提出对话。人群中一阵骚动，几位年纪较大、看起来有些威望的老工人被推选出来。
在指挥部简陋的会议室里，唐宁、呗璐璐（她闻讯后也立刻赶到）、区分管领导、街道负责人，与七位居民代表相对而坐。代表们情绪依然激动，但有了对话的渠道，开始一条条陈述他们的诉求：补偿标准应该参照周边新建商品房价格，安置房位置不能太偏、质量要有保证，过渡期的租房补贴太低，老人看病、孩子上学怎么办……
唐宁认真地听着，记录着，不时询问细节。呗璐璐则从城市更新政策、财政承受能力、市场评估规则等角度，进行着解释和说明。
对话持续了整整三个小时。唐宁最终表态：“大家的诉求，我听到了，也记下了。我承认，最初的方案可能考虑不够周全，对大家生活的实际困难估计不足。我在这里表个态：第一，补偿标准问题，我们会立即委托更权威、更中立的第三方评估机构，重新进行评估，确保公正合理。第二，安置房的位置和质量，必须严格把关，我可以承诺，安置小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不会低于平均水平，并且会邀请居民代表参与监督。第三，过渡期的困难，我们会研究提高补贴标准，并且协调解决老人就医、孩子就近入学等具体问题。但是，我也希望大家理解，城市更新是为了让更多人，包括我们自己，未来能住得更好，城市能发展得更好。这需要大家的配合，也需要时间。”
他环视几位代表：“今天，我们达不成最终协议，这很正常。但我希望，从今天起，我们建立一种新的沟通方式：有问题，坐下来谈，依法依规，寻求最大公约数。而不是堵门、拉横幅，那样解决不了问题，只会激化矛盾。请大家给我，也给政府一点时间，重新研究方案。一周后，还是在这里，我们带着新方案，再谈。好不好？”
唐宁的坦诚和务实，让居民代表的情绪缓和了许多。他们互相看了看，最终，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工人代表开了口：“唐市长，我们也不是不讲理的人。我们就是怕被糊弄，怕吃亏。你今天能来，能听我们说这么多，还给了承诺，我们愿意相信你一次。一周后，我们等新方案。”
危机暂时得以缓解。送走居民代表，唐宁立刻在现场召开紧急会议，部署下一步工作：成立由市、区两级政府、居民代表、专业机构共同组成的“工人新村城市更新工作专班”，重新评估测算，制定更细致、更人性化的方案；同时，加强政策宣传和舆论引导，及时公开工作进展。
离开工人新村时，天色已晚。坐在回市政府的车上，唐宁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呗璐璐坐在旁边，轻声道：“今天处理得不错，比强硬压下去要好。”
“只是权宜之计。”唐宁摇摇头，声音里透着一丝疲惫，“根本问题不解决，类似的事情还会在其他地方冒出来。城市更新、土地征收、民生保障……每一件都涉及最直接的利益，处理不好，就是火药桶。我们过去太习惯于自上而下的决策和命令，缺乏与群众有效沟通、协商共治的机制和能力。这才是我们政府转型最难的坎。”
呗璐璐深以为然。她看着窗外掠过的城市夜景，那些灯火阑珊处，隐藏着多少类似的民生焦虑和发展阵痛？治理一座城市，远比查处几个腐败分子复杂得多。它需要刚性的规则，也需要柔性的智慧；需要大刀阔斧的改革，也需要绣花般的精细功夫。
回到办公室，唐宁没有立刻休息。他在白板“金川复兴路线图”上，在“城市更新”那一栏旁边，用红笔加注了一行小字：“建立利益协商与风险化解机制——以工人新村为试点。”
然后，他拿起电话，拨通了市委宣传部长的号码：“王部长，关于今天工人新村的事情，舆情要持续关注，主动引导。另外，我建议，近期可以策划一系列关于‘城市更新为了谁、依靠谁’的专题报道和社区讨论，让市民参与到城市规划和管理中来，把矛盾和压力，转化为共建共治的动力……”
夜色渐深，市政府大楼的灯光依旧明亮。金川的治理之路，刚刚迈过一道险滩，前方，还有更多未知的激流与暗礁。但唐宁知道，除了直面问题，在矛盾中学习治理，在互动中重建信任，别无他途。这是一条没有终点的长征，而他，必须带领他的团队，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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