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下了三天三夜。
怀朔镇被埋在尺余厚的积雪里，房屋低矮的屋檐下挂着冰凌。街道几乎被雪封住，只有几道车辙和脚印勉强踩出的路，通向粮店、水井和镇治所。
这是正光二年（521年）的腊月三十，岁末。
李世欢站在自家土屋门口，看着铅灰色的天空。雪暂时停了，但云层依然厚重，预示着还会再下。寒风如刀，刮在脸上生疼。他呵出一口白气，看着那白气瞬间在眼前消散。
怀里揣着刚领到的“年赏”，三百文钱。这是镇里按例给所有吏员、戍卒发的过年钱，说是“赏”，其实是本就该发的俸禄中克扣下来，留到年关再发，显得上官恩典。
他跺了跺冻僵的脚，决定去粮店看看。不管怎样，年总要过。
街上比平日更冷清。戍卒们大多在营房里，家眷们也躲在家中避寒。偶有行人，也都是缩着脖子匆匆走过。粮店前依然排着队，但人少了许多，年关粮价又涨了，很多人买不起。
李世欢排到队尾。前面是个抱着孩子的妇人，孩子裹在破布里，小脸冻得发紫，小声哭泣。妇人轻轻拍着，嘴里哼着不成调的歌谣。
“嫂子，孩子的爹呢？”李世欢轻声问。
妇人回过头，看见是他，勉强笑了笑：“是李函使啊。孩子他爹……上个月巡边，没回来。”
李世欢沉默。这样的事在怀朔太常见了。戍卒战死，抚恤微薄，家眷往往陷入绝境。
“那您……”
“镇里发了五百文抚恤。”妇人说，“五百文，买不了多少粮。过了年，我准备去投奔娘家兄弟，在并州。”
队伍缓慢向前移动。轮到妇人时，她掏出一个小布包，数出二百文，买了一斗粟米。粮店伙计称粮时，手指在秤杆上悄悄一压，李世欢看得清楚，分量至少少了两成。
妇人似乎没察觉，或者说察觉了也不敢争辩。她抱着粮袋和孩子，低头匆匆离开。
轮到李世欢。他递上三百文：“买一斗粟米，剩下的……有盐吗？”
伙计看了他一眼：“盐？官盐三百文一斤，私盐便宜些，二百文。”
李世欢苦笑。他全副身家也就这三百文年赏，买了粮就买不了盐。犹豫片刻，他说：“那就一斗粟米。”
伙计称粮时，手指又在那秤杆上一压。这次李世欢开口了：“足秤。”
伙计一愣，抬眼看他。
“我说，足秤。”李世欢重复，声音不高，但清晰。
伙计脸色变了变，看了看李世欢身上的旧皮袄，又看了看他，最终不情愿地将秤杆扶正。这回分量足了。
李世欢接过粮袋，沉甸甸的。他转身离开，听见伙计在身后低声嘟囔：“穷酸样，还计较这个……”
他没回头。计较？在这怀朔，不计较的人活不下去。
回家路上，他绕道去了陈伯住的大杂院。院子里积雪没人扫，踩上去咯吱作响。陈伯的屋门关着，他敲了敲。
“谁啊？”里面传出虚弱的声音。
“陈伯，是我，世欢。”
门开了条缝，陈伯探出头，脸上有些病容：“世欢啊，快进来，外头冷。”
屋里比上次来时更冷了。炭盆是熄的，灶膛里也没火。陈伯裹着那件厚冬衣，李世欢坚持让他留下的那件，坐在炕上，炕是凉的。
“陈伯，您没生火？”李世欢问。
“炭……用完了。”陈伯咳嗽两声，“不打紧，我扛得住。”
李世欢放下粮袋，从怀里掏出火镰：“我给您生火，烧点热水喝。”
陈伯想拦，但李世欢已经动手了。他在灶膛里找到些柴禾，都是细枝碎屑，烧不了多久。生起火，架上陶罐，舀了半罐雪进去。雪在罐里慢慢融化，化作清水。
等待水开的工夫，李世欢环顾四周。屋里几乎看不到年关的痕迹，没有春联，没有祭品，连点像样的吃食都没有。只有墙角堆着的旧文书，和炕上那床破毡。
“陈伯，年货……备了吗？”他问。
陈伯笑了笑，笑容苦涩：“备了。镇里发了三百文年赏，我买了一斗粟米，还剩几十文，买了点盐。”
就这些。一斗粟米，一点盐，这就是一个为朝廷奔波二十多年的老吏的年货。
水开了，带着些许暖意。陈伯捧着碗，小心地啜了一口，闭上眼睛，脸上露出难得的舒展。
“陈伯，”李世欢放下茶碗，“过了年，您有什么打算？”
“打算？”陈伯睁开眼睛，眼神茫然，“能有什么打算？继续当函使，跑腿送信，直到跑不动那天。”
“就没想过……离开？”
“离开？”陈伯苦笑，“我五十多了，无儿无女，能去哪？离了怀朔，离了这份差事，我连口饭都讨不到。”
这话是真的。陈伯这样的人，一生都绑在了这个体制上。年轻时或许还有选择，老了，就只能随波逐流，直到沉没。
喝完茶，李世欢帮陈伯扫了院子里的雪，他又从自己粮袋里分出一半粟米，留给陈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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