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5月23日上午十点，北京市疾控中心。
林美娟走下公交车，抬头看着那栋五层的灰白色建筑。它立在一条不算宽阔的街边，门口挂着白底黑字的牌子，朴素得有些不起眼。隔壁是个菜市场，清晨的喧嚣还未完全散去，空气里混杂着消毒水和蔬菜叶子的味道。
“美娟！这边！”
一个穿着白大褂、戴着眼镜的短发女性在门口挥手。赵晓梅，林美娟的大学同班同学，毕业后分配到这里，一干就是十年。
两人拥抱时，林美娟能感觉到对方白大褂下的瘦削肩骨。
“你还是这么瘦。”林美娟说。
“你倒是变了不少。”赵晓梅打量着她，“洋气了。走吧，带你看看咱们这儿。”
走进大楼，一股更浓的消毒水味扑面而来。走廊光线有些暗，两侧墙皮有些剥落，露出里面的水泥。穿着白大褂的工作人员匆匆走过，手里拿着文件夹或样本箱。
“条件就这样，别嫌弃。”赵晓梅推开一扇门，“这是我的办公室。”
房间不大，两张对放的办公桌，堆满了资料。窗台上养着一盆绿萝，倒是长得茂盛。墙上贴着几张图表——北京市传染病发病率趋势图、疫苗接种覆盖率统计。
赵晓梅给林美娟倒了杯水，用的是印着“预防为主”字样的搪瓷杯。
“你在美国待了5年吧？”赵晓梅坐下，“真没想到你会回来。”
“我也没想到。”林美娟捧着杯子，“晓梅，你在电话里说有个项目想聊？”
“对。”赵晓梅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你先看看这个。”
文件的标题是《关于我国乙肝疫苗国产化及免疫规划实施方案的调研报告》。林美娟翻开，眉头渐渐皱起。
报告用冰冷的数据展示着一个残酷的现实：中国是乙肝大国，约1.2亿人携带病毒，每年新增感染超百万。而进口乙肝疫苗每支价格高达三十元，全程三针要九十元——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
“国家计划把乙肝疫苗纳入儿童免疫规划，免费接种。”赵晓梅指着报告上的一行字，“但按现在的价格，光是给新生儿接种，每年财政就要拿出十几个亿。这还不算高危人群和补种。”
“所以需要国产疫苗。”
“对。但国产疫苗的研发……”赵晓梅苦笑，“咱们的技术至少落后国外十年。灭活工艺不稳定，效价上不去，安全性也有隐患。现在全国能生产疫苗的厂家，有一大半还在用五六十年代的技术。”
林美娟继续往后翻。报告里附了几张照片：山区接种点，穿着白大褂的医生骑着自行车，后座绑着冰包；边疆卫生所，简陋的房间里，孩子们排着队打针；还有一张，是个两三岁的孩子，手臂上有个小小的针眼，眼神懵懂。
“去年，青海有个县，因为疫苗运输冷链断了，一批疫苗失效。等新的疫苗运到时，已经有七个孩子感染了乙肝。”赵晓梅声音低下去，“其中一个，才八个月。”
办公室里安静下来。窗外传来菜市场的叫卖声，鲜活而嘈杂。
“你找我，是想让我参与国产疫苗研发？”林美娟问。
“不只是参与。”赵晓梅看着她，“我们想成立一个联合攻关组，疾控中心牵头，联合中科院、医科院，还有有实力的药企。缺一个懂现代疫苗工艺，又了解国际前沿的人。”
她停顿了一下：“美娟，你在默克做的那些研究，发的高影响因子论文，很厉害。但在这里，你可能要面对的是最基础的问题——怎么让一支疫苗便宜五块钱，怎么让它能在没有稳定电力供应的乡村保存一个月，怎么让生产线上的工人不犯操作错误。”
林美娟没有说话。她低头看着报告，手指轻轻摩挲着纸张边缘。
二、参观
赵晓梅带她去了楼上的实验室。
比起默克那些价值百万美元的设备，这里的仪器显得有些寒酸。超净工作台是老式的，离心机的噪音很大，冰箱门上贴着手写的温度记录表。
“这是我们的病毒培养室。”赵晓梅推开一扇门，“正在做麻疹疫苗的效价测试。”
房间里，两个年轻的实验员正在工作。看见她们进来，一个戴眼镜的男孩腼腆地笑了笑。他的白大褂袖口磨得发毛，但操作动作很熟练。
“小刘，北京医学院毕业的，去年分来的。”赵晓梅介绍，“他本来能去协和，自己要求来这儿。”
“为什么？”林美娟问。
小刘推了推眼镜：“协和当然好，但那里治的是已经生病的人。在这里……是让更多人不生病。”
很朴素的话，却让林美娟心里一震。
接着他们去了资料室。靠墙的铁柜里，整齐码放着泛黄的档案盒。赵晓梅抽出一盒，翻开：“这是五六十年代的计划免疫记录。你看，那时候条件多差，但接种率一年一年在往上走。”
林美娟看到手写的登记表，字迹工整，有些还用的是繁体字。接种人名单后面，跟着年龄、住址、接种日期。有些名字后面打了勾，有些画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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