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4月，深圳蛇口工业区第六栋厂房三楼，李卫国站在刚刚清空的车间里，脚下是水泥地上积了多年的灰，头顶是裸露的钢架和电线。窗外是南海的海风，带着咸腥和机油的味道——那是隔壁港资玩具厂注塑机排气的味道。
“李厂长，线路检查完了。”一个皮肤黝黑的本地电工走过来，用带着浓重粤语口音的普通话说，“三相电都通，但总闸有点老，建议换新的。”
“换。”李卫国从帆布包里掏出一叠外汇券，“要最好的，日本或者德国的。”
电工眼睛亮了。在1986年的深圳，能用外汇券结账的，都是“有来头”的。
厂房是昨天签的租赁合同，三年期，月租金八千港币。这价钱在蛇口不算最贵，但也不便宜——八十平方米的车间，外加一间二十平方米的办公室。房东是香港人，签合同时一直用狐疑的眼神打量李卫国：“李先生，你确定要做电子厂？这里之前做过三家，都倒闭了。”
“我确定。”李卫国回答得很简单。
厂名已经注册好了：“华深电子来料加工厂”。经营范围：收音机、电子表、计算器的装配与测试。性质：集体所有制（挂靠蛇口街道），实际上是他个人承包。
这是他和肖向东仔细商量后的选择。直接注册私营企业风险太大，挂靠集体企业，交管理费，换取合法身份——这是1986年深圳常见的“红帽子”模式。
电工换闸时，李卫国走到窗边。从这里能看到整个蛇口工业区：成片的简易厂房，忙碌的集装箱码头，更远处是香港元朗的青山。四年了，从1978年第一次来深圳调研，到1982年正式调来蛇口指挥部工作，再到今天自己办厂，他见证了这个边陲小镇变成“特区”的每一步。
但他想要的不是见证，是参与。
“李厂长，有人找。”楼下看门的大爷喊道。
来的是一男一女。男的三十多岁，穿着皱巴巴的西装，拎着公文包；女的年轻些，戴着眼镜，手里拿着笔记本。
“李厂长你好，我是《蛇口通讯》的记者小王，这位是新华社广东分社的孙记者。”男的递上名片，“听说你是清华毕业的高材生，放弃北京的工作来深圳办厂，我们想做个采访。”
李卫国接过名片，心里快速权衡。宣传有好有坏——好的是可以提高知名度，吸引客户和工人；坏的是可能引起不必要的关注，特别是北京那边。
“孙记者？”他看着那位女记者，“我们是不是见过？”
孙记者笑了：“1979年，在北京饭店，高校思想工作座谈会。我采访过肖向东。”
李卫国想起来了。那是肖向东被围攻的会议，这位孙记者当时问了几个很犀利的问题，但事后写了一篇相对客观的报道。
“我想起来了。请坐，条件简陋，见谅。”
车间里没椅子，三人就坐在装原料的纸箱上。小王记者开门见山：“李厂长，你为什么选择来深圳办厂？很多人都想调回北京上海，你却反向流动。”
李卫国点了支烟——这是他在深圳养成的习惯：“原因很简单：这里有市场，有机会。我在蛇口指挥部工作四年，看到太多港商把订单拿到这里加工，成本只有香港的三分之一。但大部分工厂只是简单组装，利润很薄。如果我们能做点技术含量高的，利润空间就大了。”
“比如？”
“比如电子表的液晶模块测试，现在都是送到香港测，一来一回三天。如果我们能在蛇口做，当天出结果。”李卫国说，“再比如收音机的频响调试，现在靠老师傅耳朵听，误差大。如果用仪器测，质量更稳定。”
孙记者一直在记录，这时抬头问：“技术从哪里来？设备从哪里来？”
“技术我们自己有。”李卫国没有透露肖向东的参与，“我在清华学的是精密仪器，这些年也一直没丢下。设备……部分进口，部分国产改装。”
“资金呢？”小王记者问得直接，“办厂要钱，很多钱。”
李卫国顿了顿。这是关键问题，不能全说真话，也不能说假话。
“一部分是自己的积蓄，一部分是朋友的投资。”他选择了一个模糊的回答，“改革开放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允许多种形式的合作。”
采访持续了一个小时。临走时，孙记者单独留下，递给李卫国一个信封：“这是肖向东托我带给你的。”
信封里没有信，只有一张工商银行的存折复印件，存款人姓名被遮住了，但余额清晰可见：人民币十五万元。存折背面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厂房、设备、原料，够了。不够再说。”
李卫国心头一热。十五万——这在1986年是一笔巨款，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一百年的工资。肖向东从哪里弄来这么多钱？北斗科技虽然有些收入，但大部分都投入研发了，而且肖向东自己还在被调查……
他烧掉存折复印件，但记住了那个账号。下午就去银行办了转账手续——用肖向东提供的密码，把钱转到华深电子的账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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