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需要这样的女子：不能远行，便只能困于闺阁；不能劳作，便只能依附父夫；因残疾而显得“弱柳扶风”，正好满足他们病态的保护欲与占有欲；因痛苦而蹙眉的神态，被他们吟咏成“西子捧心”般的诗意。这哪里是爱“美”？分明是爱“弱”，爱“驯”，爱那绝对的控制与占有！他们将女子的脚弄残，如同将鹰隼的翅膀剪断，然后圈养在金丝笼中赏玩，还美其名曰“宠爱”。这“宠”字背后，是彻骨的凉薄与残忍。
更可怖的是，这种对身体的摧残，与对精神的禁锢，乃是一体之两面。一面是“裹脚布”，勒住女子的身体；另一面是“贞节牌坊”，压住女子的魂魄。大清的律法与礼教，在这两方面配合得天衣无缝。一个女子，从四五岁起，肉体便开始了漫长的刑期；及至长大，社会又用“烈女不嫁二夫”、“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锁链，将她精神的活路也一并堵死。于是，无数的“节妇”、“烈女”便“制造”出来了。她们或是青年守寡，枯灯伴夜；或是遭遇凌辱，便悬梁投井以证“清白”。地方官将此作为政绩，上报朝廷，换来旌表，光耀门楣。一个人的鲜血与一生，就这样轻飘飘地，化作奏折上一行冰冷的楷书，化作牌坊上一块没有温度的石头。
这便是我所说“吃人”的又一种法子了。它不吃你的肉，却吸干你的血；它不立刻要你的命，却让你活着，像一具行走的标本，用以装点它那“礼仪之邦”的太平门面。大清用男子的辫子，标识了顺民的标识；又用女子的裹脚布与贞节牌坊，编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罗网，将这“顺”字，牢牢刻进家族的肌体，遗传给后世。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那是儒生们的老调了。在大清，毁伤女子的身体，竟成了“孝道”（听从母命裹脚）与“妇德”的起点！这真是古今最大的讽刺与悖逆。
四
所以，今日若还有人捧着那臭气熏天的裹脚布，摇头晃脑地称之为“华夏正统”、“古代文化”，我必要痛斥之：这是认贼作父，是病入膏肓而不自知！华夏的正统审美，是《诗经》里“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活泼健康，是《洛神赋》里“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灵动自由，是汉唐陶俑与壁画中那些体态丰腴、神情自信的女子形象。那是一种生之喜悦，是生命力量的自然流露。何曾是以扭曲、残害、痛苦为代价的病态嗜好？
将这毒瘤的疯狂扩散，归功（实为归罪）于大清，绝非冤枉。正是这个外来的、骨子里充满不安全感与统治焦虑的王朝，为了巩固其统治，不惜以扼杀一个民族的活力为代价。它将前朝已有的一些沉渣泛起，用权力的手，将其搅拌、发酵，最终培育成弥漫整个社会的毒雾。它阉割了男子的精神（文字狱与此并行不悖），又残害了女子的身体。这一套组合拳下来，整个社会便成了无声的、蹒跚的、内耗的活死人墓。待到西洋的坚船利炮一来，我们这才发现，国中不仅无可用之兵（男子多羸弱），亦无奋发之民气（精神已萎靡），甚至连能快步行走、以健康体魄养育后代的母亲，也寻不出多少了。这亡国之祸根，岂是一朝一夕所种？这裹脚布，便是那根须之一，深入膏肓，吸尽了民族的精血。
呜呼！我说不出话。但我知道，这裹脚布裹住的，从来不是美，而是一个民族最深沉的耻辱与伤痛。它是一道枷锁，锁住了半数同胞的脚；它是一剂麻药，麻痹了整个民族对健康、力量和自由的渴望。那些牌坊与“金莲”，早该和那根辫子一样，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去。我们纪念它们，只为警醒：看，这便是做了奴隶而不自知，甚至以奴隶的印记为美的时代！这便是将一个民族的创造力，引向摧残自身、戕害妇孺的邪路上去的王朝！
今日之青年，倘若有谁还对那散发着脓血与腐朽气息的“传统”抱有幻想，不妨去博物馆，看看那小小的“弓鞋”，再想想它背后曾有多少撕心裂肺的夜哭，有多少被断送的人生与可能。然后，昂起我们未曾被刺去的头颅，迈开我们天足的步伐，走向那广阔而光明的所在去罢。
这，才是挣脱了裹脚布与辫子的，真正的、新生的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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