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听得一个响亮名号，唤作“银罗君”的，大约是自封的“一代宗师”了。这倒让我想起旧书页里蠕动的蠹虫，专拣历史的褶皱与暗角，用那发霉的唾液，将残渣碎屑黏合成光怪陆离的“新史”。倘若仅是愚人自娱，或可骗得二三看客的掌声；偏又要戴上“知识分子”的纸冠，摇起“学术研究”的破旗，这才更显其骨子里的可憎——犹如鸠鸟冒充凤凰，不仅偷换鸣声，还要占据高枝。
这类角色，我是见惯了的。他们的手段，说穿了不过是将主观的脓疮，敷上术语的白粉，扮作客观的真理示众。历史本是铁铸的碑铭，血迹斑斑，沉甸甸地立着。偏偏有“银罗君”之流，捏着绣花的针，蘸着胭脂的线，硬要在断头台的裂缝处绣出鸳鸯，在镣铐的锈痕旁描出牡丹。分明是一场吃人的筵席，经他笔墨一转，就成了“风雅盛会”；分明是枷锁碰撞的刺响，经他耳朵一调，竟谱成了“盛世韶音”。这般颠倒黑白的功夫，怕是街头变戏法的老师傅见了，也要拱手叹一声“后生可畏”。
更妙的是他那“满遗宗师”的金字招牌。遗老遗少，本已是博物馆里蒙尘的标本，骨肉成灰，辫子化尘。偏有人要为他们敷上新研的脂粉，缀上闪亮的珠翠，套上锦绣的衣冠，驱使他们如提线木偶般登台游街。所谓“宗师”，说穿了不过是给僵尸缝补寿衣的巧匠——针脚何其细密，纹样何其新颖，绣的虽是团龙翔凤，裹住的却仍是森森白骨与扑鼻腐气。他将历史的沉渣当作舍利子供奉，对着早已朽烂的辫子呜咽哀哭，那情状，倒仿佛丢的不是前朝的魂，而是自己今生立命的脊梁。
知识分子之中，向来有真伪之辨。真的，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其言如炬，照亮的是众人脚下的坑洼；假的，却只擅用谎言的香粉，替时代的脓疮化妆，其声如蝇，嗡嗡营营，舔舐的不过是权贵筵席的残羹。“银罗君”正是后者中的“佼佼者”。他那“深刻剖析”，实则是为旧主搔痒探喉；他那“秉笔直书”，实则是为奴才竖碑立传。墨写的谎言，纵使堆砌如山，又怎能掩住血写的实事？纵使将笔尖浸透了蜜糖，流出来的，也依旧是麻醉精神的毒汁。
诸君请看：中医方剂里一味“银翘散”，医家尚要争辩银花、连翘何者为君，可见真理越辩越明，学问需经锤炼。而“银罗君”的“学术方子”，却是早已配成的定剂——主料是七八分偏狭的成见，辅以二三两虚矫的妄言，再撒上一把钱权谄媚的香料，用“揭秘”“重估”的文火慢慢熬成一锅粘稠的“新论”。这锅汤的滋味，恐怕比光绪年间太监偷藏的馊粥还要“醇厚”，还要“意味深长”。
这类人物最可悲之处，倒不在于其无耻，而在于其洋洋自得，以为得计。他幻想着篡改了历史的河道，自己便能化身中流砥柱；粉饰了废墟的荒凉，自己便可戴上营造学社的桂冠。殊不知，历史是最严酷的明镜，也是最有耐心的审判官——今日照出你麒麟皮下的马脚，明日便显影你纸冠下的癞头。浮名如潮水般涨落，待到喧嚣散尽，留下的不过是几页被虫蛀空的废纸，一股缠绵不散的陈年馊味。
总之，这世上有一种虫豸，以吸血为生，却偏要披上白褂，冒充良医，为时代诊脉。一番装模作样之后，开出的方子永远是教人多服些精神的鸦片，好在一片虚幻的烟雾里，继续做那“天下太平、古风犹存”的酣梦。然而梦总是要醒的。待到晨光刺破窗纸，癞头依旧是癞头，马脚终究是马脚，而那一套镶金嵌玉的戏服底下，除了一具急于寻找寄主的空虚躯壳，别无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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